[摘要] 治國理政方略或現代化建設中治國理政的特點和規律，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圍繞發展目標及其動力、平衡力、主導力來展開的。確立科學的目標愿景是進行戰略構建的基礎和前提，而動力、平衡力、主導力又從動能釋放、協調有序、資源力量統籌等方面保證目標愿景的順利實現。
一個政黨的執政業績與施政方略緊密相關，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與戰略運籌密切相聯。習近平同志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作為一個富有戰略眼光的黨，我們黨高度重視治國戰略方略的謀劃運用。毛澤東同志講過，領導工作要有“戰略頭腦”“拿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否則“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回顧歷史，我們黨總是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目標任務，提出清晰明確的戰略。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我們黨就制定和實施五年計劃，迄今為止已經推出13個五年計劃或規劃。改革開放以來，從“四個現代化”到“三步走”，從“兩個文明”“三位一體”到“四位一體”“五位一體”，都體現了我們黨發展思想和發展戰略的遞進展開，都對各個時期黨和國家全局工作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戰略是對問題的回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把握時代和實踐提出的新課題新要求，不斷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各項部署，提出和確立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了歷史邏輯與時代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寬廣的政治視野和強烈的歷史擔當，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總方略。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的緊要問題和根本問題
治國理政方略或現代化建設中治國理政的特點和規律，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圍繞發展目標及其動力、平衡力、主導力來展開的。確立科學的目標愿景是進行戰略構建的基礎和前提，而動力、平衡力、主導力又從動能釋放、協調有序、資源力量統籌等方面保證目標愿景的順利實現。因此，只有解決好實現什么目標和以什么為動力、以什么來平衡、以什么去主導等關鍵問題，才算得上成功有效的戰略方略。這不僅是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贏得發展主動的基本經驗，也已為我國發展實踐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實踐所證明。
現在，許多人在探討“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一重大命題，分析我國“發展起來后”進入新的轉型期的諸多矛盾，分析我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心”所面臨的種種嚴峻挑戰。實際上，貫穿于這些矛盾和挑戰之中的，還是把握正確目標、釋放發展活力、保持和諧穩定、有效調動和整合力量等緊要問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明確了戰略目標，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自然也是同第二個百年目標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長遠目標聯系在一起的；明確了動力來源，即全面深化改革，這必將加快推動調整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方面，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明確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支撐，即全面依法治國，這是為現代社會治理所證明的、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明確了領導力量和主導力量，即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更好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是擁有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的發展中大國同心協力沿著正確道路前進的可靠保證。可以說，“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抓住了治國理政的關鍵要素和核心要義，抓住了治國理政的重點領域和主攻目標，體現了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和新發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進行了系統謀劃和頂層設計
任何一個好的治國方略和謀略，都是一種通盤的設計和考量，都是綜合考慮主客觀條件、進行總體謀劃的結果，各方面因素考慮得愈系統全面就愈有效。“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治國理政的時代主題來謀劃，直面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給黨和國家提出的重大課題，對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進行了全方位、全景式的系統謀劃和頂層設計，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領域。其中，每一個“全面”也都是系統布局，都關系黨和國家的整體發展；各個“全面”又相互貫通，共同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抓住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綱。把握了“四個全面”，就能提綱挈領、綱舉目張，帶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大提升大發展。
分析思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系統性，還要充分認識全面從嚴治黨在其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全面從嚴治黨同我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優勢相銜接，更加鮮明地強調執政黨自身建設，更加注重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構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的自身狀況如何、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如何，直接關系國家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的實現，直接關系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命運。正因如此，我們要從更高站位來思考全面從嚴治黨問題。要說特色和優勢，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和優勢；要說理論和實踐創新，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講，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弘揚黨的自我革命精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黨中央的權威，是貫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中的關鍵，是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方面。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新的偉大實踐中彰顯強大的引領力和統攝力
新的思想理念和戰略方略，最終要靠實踐來檢驗。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國家和軍隊面貌煥然一新，黨心、軍心和民心極大凝聚，這些都離不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強大引領。為什么在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發酵、世界經濟深度調整之時，中國經濟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并為世界經濟注入“中國紅利”？為什么在國際社會亂象加劇、不少轉型國家一蹶不振的大背景下，中國風景這邊獨好，能夠保持社會政治總體穩定？為什么具有近百年歷史、作為當今世界最大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能夠在革故鼎新中不斷煥發生機？為什么以黨的領導為基礎的“中國制度”能夠保持強大生命力？這些現象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強大威力。中央黨校有一個“兩帶來”教學制度，即要求學員在參加培訓時帶來一個本地區本部門人們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帶來一個希望解答的深層次思想理論問題。據一些學員反映，黨風政風、懲治腐敗、社會公正、政治認同等熱點問題過去很容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現在雖然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集中度、關注度明顯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際成效，表明了這一戰略布局強大的實踐引領力和統攝力。
當然，任何戰略方略的實施，都是一個總體穩定和動態優化相統一的過程。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也有一個在實踐中把握“不變”與“變”的辯證法問題。“不變”，就是除非戰略環境發生重大改變，總體戰略目標、戰略方向、戰略重點等要持續深入推進和保持相對穩定，因為如果這些變了就失去了戰略本身的意義。“變”，就是指一些具體內容、具體舉措、具體部署要隨著環境條件和社會實踐的變化不斷完善和優化。比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即將實現的情況下，如何進一步明確到本世紀中葉的未來3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各個階段的發展目標及其具體路徑；在經濟增長傳統優勢減弱、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如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落實好新發展理念、加快促進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形成；在社會快速轉型、各種矛盾疊加的情況下，如何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提高社會治理的水平和成效；在中國與世界聯系日益緊密、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相互交織的情況下，如何強化國家的安全保障，更好保證領土、領空、海洋、網絡安全等，都需要在與時俱進中完善相關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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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我們黨立足新的歷史方位、把握運用治國理政規律的重大創新成果，已經并將繼續引領中國開辟新的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黨和國家事業千頭萬緒，各領域的工作不盡相同，但都要以此為總攬、為總綱，在圍繞全局要求、緊密聯系實際中深化落實，更好地發揮治國理政總方略的統攝和帶動作用。
（作者：甄占民 中央黨校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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