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應認識到，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底子薄、農村人口眾多、人們收入不豐而且收入差距較大的狀態下進行的，扶貧工作仍需深入推進，再加上以往多年對生態保護不夠重視，環境污染仍需加大治理強度。再不轉向質量效率型發展方式，必將增大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難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亞洲、非洲出現了一批新獨立的國家，它們原來都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經濟落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都很低。這些國家擺脫西方列強控制后，都有加速本國經濟發展的愿望，都想早日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于是，它們致力于引進外資、開放港口，希望靠提供廉價資源來改變現狀。這些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但后來大都落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這證實了一點，即只顧高速增長而不顧本國實際，是無法真正富強起來的。即使靠資源的發掘和出口能增加國內生產總值，但依賴西方跨國公司的狀況卻無法改變。不顧國情，不在經濟社會體制方面進行深刻改革，不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發展中國家就難以走出“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應從這些發展中國家遭受的挫折中吸取教訓，清醒認識到，勉力維持超高速增長是有害無益的。因為這種數量型的發展方式弊端明顯：一是資源過度消耗，二是生態嚴重破壞，三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四是普遍的低效率，五是錯過了結構調整和科技創新的大好時機。可以斷定，數量型的發展方式包括一段時間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長都無法成為常態，其后遺癥會持久地存在。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階段演化，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在現階段呈現的新特點。新常態下，我們必須加快從數量型發展方式轉變為質量效率型發展方式。這實質上是一場體制改革、一場重新認識國情的觀念革命。為什么這是一場體制改革？因為它首先涉及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采用行政部門主導資源配置的做法，而必須轉換到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路徑上來，政府則發揮引領、規劃和監督作用。當前要特別注重通過體制改革打破對舊發展方式的路徑依賴。為什么這是一場觀念革命？因為它涉及對國情的深刻理解。應認識到，中國的工業化是在底子薄、農村人口眾多、人們收入不豐而且收入差距較大的狀態下進行的，扶貧工作仍需深入推進，再加上以往多年對生態保護不夠重視，環境污染仍需加大治理強度。再不轉向質量效率型發展方式，必將增大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難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適應現階段的中國國情，最重要的就是盡最大努力把過去習以為常的數量型發展方式轉變為質量效率型發展方式，從而把增長速度降下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能保持中高速增長就可以了。
深入理解中國國情，還應認識到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不久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優化產業結構，又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通過采取這些措施，大力增加有效供給，使供給與需求相適應；著力調動廣大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廣大企業在產權清晰并且產權一律受到法律保護的前提下，就能從實踐中懂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壓力不是一件壞事，而是獲得競爭優勢的新動力。當廣大企業了解到這就是國情、就是經濟發展新常態時，發展方式的徹底轉變就有了切實的希望和目標。
（作者：厲以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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