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海、北京、天津、重慶、浙江、陜西等地后，本月起，吉、皖兩省也取消全部“O”牌公車，換成普通民用號。全國取消“O”牌的省份超過半數。各地希望通過對特殊號牌的取消，減少特權車恃權違章行為。有學者認為，“公車特權長期存在的根源不在車牌、號段，而是隱藏于背后的特權思想。部分領導干部覺得有權、有關系，總想高‘民’一等，不按規則行車，甚至違法后依舊傲慢，對相關處罰不理睬。”
筆者認為，特權車問題的解決，既不能僅靠取消牌號，也不能寄希望于消除“某些人頭腦中的特權思想”，而要依賴于對“特權”的有效制約。
追根究底，賦予某些車輛特權的不是車輛的專用號牌，甚至也不是車輛的使用者，而是負責查處車輛違章行為的執法者。是執法者的執法不嚴造成了某些“特權車”的違法橫行，也就是說，是執法者的執法不嚴賦予了“特權車”以超越法律的特權。
因為特權之為特權，顧名思義，就是一種由更高權力特別授予的由少數特定人員獨享的權利。這種超出于共同體中大多數成員可以享有的權利的權利，是以一個更高權力的存在為前提的，沒有這種更高權力的特許，共同體的其他成員就會自然獲得同等的權利，特權也就不再是特權。換句話說，是更高權力對共同體大多數成員享有某種權利的禁止保證了這種權利成為其他少數共同體成員的“特權”。
落實到車輛使用這件事上：法律原本應當對包括“特權車”在內的所有車輛進行普遍一致的禁止與授權，但是在事實上法律卻僅僅對社會共同體中的大多數成員享有某些權利進行了禁止，卻把這些特定的權利保留給了“特權車”，這就是“特權車”特權產生的方式。
這里的法律是包括執行意義的廣義法律，更準確地說，并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具體執行者對這些特定權利進行了非普遍一致的處置：禁止社會大多數成員享有，但不禁止“特權車”使用者享有。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不禁止就是保留或者實際上的授予。
所以造成“特權車”特權的不是車牌，而是交通管理部門違反法律規定對“特權車”的特權授予，也就是交通管理部門的執法不嚴。
而交通管理部門之所以執法不嚴，原因則在于對“特權車”使用者所擁有的權力的畏懼與屈服，并進而以自己手中掌握的執法權力去換取“特權車”使用者掌握的權力對自己的寬饒和獎賞———代價是對法律權威與尊嚴的挫折和對其他多數社會成員的不公平。
因此，要想消除“特權車”現象，從根本上說只能通過杜絕交通管理部門與“特權車”使用者進行權力交易來實現。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兩條途徑：要么消除交易雙方的權力，要么消除交易雙方進行交易的沖動。
但是消除交易雙方的權力是不可能的，因為社會的存在離不開這兩種權力，所以只能著眼于消除交易雙方進行交易的沖動。
要消除這種沖動，不能指望于權力擁有者自覺消除特權思想，主動放棄權力交易。這種完全非剛性的道德自覺是靠不住的(假如靠得住的話，就算繼續保留專用號牌也無所謂)，唯一可以冀望的，只能是盡可能增加交易成本，讓成本大到權力擁有者難以或不愿承受的程度。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實現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否則，不僅難以發現權力非法交易的存在，而且就算發現了也難以對其進行懲處。而無論是不被發現還是不被懲處，都談不上什么交易成本。
事實上，“特權車”的特權也絕不會僅僅因為專用號牌被取消就得到消除，如果有心搞特權，一張證件、一塊單位名稱標牌或者是一句自報家門就足以起到與專門號牌同樣的效果，更何況，正如媒體調查發現的，“還有一些地區的交警上崗‘第一堂課’，就是牢記主要領導車牌號，并被要求在執法中‘網開一面’”。特權車不是披著虎皮的羊，它的猖狂不是因為披有專用號牌這張虎皮，而是因為擁有足以叫陣法律權威的巨大權力。所以，解決“特權車”問題，最終必須針對“特權車”使用者和交通管理部門、特別是“特權車”使用者手中的權力下藥。而這就需要建立包括違規行為必定發現機制(主要是必須暢通公眾監督渠道)和必定懲罰機制(主要是必須建立權力分割制衡體制)在內的能夠把權力關進籠子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從中還可以看出，要想解決權力濫用問題，哪怕只是像特權車這樣一個很“小”的權力濫用問題，如果沒有一整套科學的基礎制度支撐，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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