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22 08:34:00 來源:北青網-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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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釗夫婦試圖將孩子送到“嬰兒安全島”未果，當天下午，廣州宣布暫停試點
暫停的“嬰兒安全島”已被宣傳展板圍住
劉釗以女兒的口吻寫了張字條
3月16日，廣州宣布試點“嬰兒安全島”暫停，原因是短時間內棄嬰數量已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極限。
這是全國第一個被迫關閉的棄嬰島，試點僅運行了50天，接收棄嬰262名，且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
關閉了棄嬰島，卻關不住棄嬰島背后的缺憾與隱憂。
在關閉的“嬰兒安全島”外，有著以孩子的口吻寫著“求求你們別拋棄我”的文字；而即將被遺棄孩子的襁褓中，裹著“政府和社會及所有的好心人救救我吧！”的乞求。專家指出，兒童社會保障政策的缺失，讓重病殘兒童的生命成為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對此，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詹成付日前表示，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寬容看待棄嬰島試點，給改革者以鼓勵。他透露，民政部正在研究對接收棄嬰較多的福利院給予一定資助，并協調當地資源予以分流。此外，民政部正抓緊研究制定重病殘兒童社會保障政策，減輕其家庭負擔，減少被遺棄的風險。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在全國兩會期間也曾表態，“嬰兒安全島”的做法仍處于試點階段，還要再試一段時間，總體來說“利大于弊”。據報道，今年6月，鄭州、濟南等地一批新的試點有望開始運行。
我的孩子是不是沒救了
宣布暫停的前一晚，先后有14個嬰兒被家人送至棄嬰島，后經社工及民政部門工作人員勸說，其中10個孩子最終被家人帶回。
3月16日下午，川籍打工者劉釗做了一個痛苦的決定，將女兒妞妞送去棄嬰島。這一天，是妞妞來到世界的第16天。
妞妞是個漂亮的女嬰，粉嘟嘟的臉蛋，濃密的黑發，不幸出生時即被診斷為腭裂、先天性下肢短縮。身體的缺陷，時刻將她置于可能窒息的險境，進食可能卡住喉嚨或倒灌進鼻腔。喝奶時，奶液會從鼻子冒出來，裹著空氣的小泡泡堵在鼻孔處。
劉釗說，醫生告訴他，腭裂的孩子至少要10個月大才能動手術，“但不知道她能不能堅持到那么久。”這對夫婦還擔心，孩子以后不能站立行走。
劉釗后悔因為經濟拮據，當時沒重視產檢。妻子懷孕4個多月時第一次到婦幼醫院做B超，花了600元，當時醫生提醒寶寶的一只腳怕是有問題，建議再來做一次。可劉釗夫婦沒有再來。
劉釗想到了電視上報道過的棄嬰島。“畢竟是政府開的”，懷著一線希望，16日晚10點，夫婦倆乘車從番禺南村鎮到廣州市社會福利院所在的龍洞。
出門前，劉釗輾轉一個多小時，以女兒的口吻寫了張字條，交代了妞妞的出生日期、病情及父母病史，“現無錢醫治我，所以我只希望政府和社會及所有的好心人能救救我吧！救救我吧……等我長大了，我一定會感謝你們的。”署名妞妞，塞在孩子襁褓里。妻子則將女兒的絨衣、小襪子、尿片、奶粉裝進一個紅色無紡布袋子。
可兩人未能如愿。棄嬰島設在廣州市社會福利院的樓群之外，臨著馬路。他們剛到通往福利院的大門口，就被攔下了。黑夜之中，劉釗夫婦沒有注意到，入口處立著一塊藍牌子，上面寫著“棄嬰違法、違背倫理、傷害孩子、悔恨一生”。
就在當天下午，廣州民政部門召開發布會，宣布暫停“嬰兒安全島”試點。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就在宣布暫停的前一晚，先后有14個嬰兒被家人送至棄嬰島，后經社工及民政部門工作人員勸說，其中10個孩子最終被家人帶回。
在劉釗眼中，福利院收治262名患病棄嬰，同時拯救了262個不幸的家庭，但這其中沒有他們一家。“我的孩子是不是沒救了？”他一心想著只要進去，女兒就有了生的機會，為此他甚至下跪乞求。
社工建議向政府和社會求助，不要遺棄孩子，并承諾將上門為他們講解尋求相關救助的途徑。
劉釗夫婦抱著妞妞離開了。天藍色毛巾被中，頭發濃密的小家伙還在睡著。
“我這一輩子沒過上好日子，就希望社會能幫幫我女兒，畢竟是一條生命。”事后向記者提及此事時，這名39歲的電工，一下紅了眼圈。而憨厚的妻子，則一直低頭抱著孩子，坐在促狹的出租房一角，默默用袖口擦拭眼淚。
關停與不能承受之重
蘇揚記得，第13天，“嬰兒安全島”接收棄嬰達到51名，到第15天升至79名，第17天已經超過百人。
暫停運行的“嬰兒安全島”，如今已被三塊塑料材質的宣傳展板圍住，小屋內側緊貼福利院的圍欄。展板上最醒目的部分是“孩子心聲”，寫在心形圖案里：“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真的忍心拋棄我嗎？福利院雖好，也不及同你們在一起生活好。求求你們別拋棄我!”
相比劉釗所書字條，同樣是孩子的口吻，只是圍墻內的渴望父母之愛，圍墻外的但求延續生命。
“棄嬰島怎么關了？”3月18日黃昏，一對遛彎的老夫婦在暮色中駐足，盯著小屋位置看了半天。
答案在于每日躥升的棄嬰人數，在3月16日到了臨界點。不少身在其中的人，早就預感到了會是這樣一個結果，比如福利院后勤職工蘇揚。
“嬰兒安全島”于1月28日開放，開放時間為晚7點到早7點。小屋內恒溫28℃，墻壁上畫著藍天白云，設有嬰兒床、嬰兒專用保溫箱。嬰兒床旁邊有一個開關，并有文字提醒家長：放下孩子后請按此鈴，工作人員將在3分鐘內到達，對孩子施予救助。
這最后一句，曾經是蘇揚作為工作人員的職責之一。他記得，第13天，“嬰兒安全島”接收棄嬰達到51名，到第15天升至79名，第17天已經超過百人。
“看剛開始就這么多，我就覺得開不長。”蘇揚的判斷依據是，畢竟福利院的條件在那擺著，接收人數要控制在能承受的范圍內，但現在，人數像開了閘一樣。
做出同樣判斷的，還有廣州市社會工作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朱靜君。她認為，配套設施、分流方案如果不能同步跟進，像廣州這樣的特大型城市，很容易超負荷無法運轉。
在發布會上，廣州市社會福利院院長徐久介紹，自今年1月28日投入使用，“嬰兒安全島”共接收棄嬰262名，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因為短時間內接收棄嬰數量已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極限，需要暫停試點進行總結，并做好已接收嬰兒的防疫、分流等工作。
當地媒體記者曾獲準到福利院實地探訪，看到一個20多平方米的房間里擠下了14張嬰兒床，里面有超過20個嬰兒。相關人員介紹，在兒科觀察區，20多個護理人員要照顧80多個孩子，遠超過規定1：2.5的比例。而整個福利院，護理人員與孩子的比例幾乎達到1：20。
福利院一名醫生告訴北青報記者，棄嬰數量劇增，房間原本的過道也被新加的小床擠占，現在甚至還有兩個小孩共用一張床的情況，空間嚴重不夠用，醫護人員也擔心空間太密集，容易導致疾病交叉感染。
在先于廣州試點的石家莊、烏蘭察布等城市，均未發生棄嬰持續激增的情況，石家莊兩年半接收棄嬰約180人，而烏蘭察布，開放10個月僅接收4名棄嬰。
徐久對此分析稱，廣州是華南目前開展“嬰兒安全島”試點的唯一特大型城市，醫療資源和公共資源集中，又聚集著大量流動人口，所以導致棄嬰短時間內劇增。
蘇揚回憶，棄嬰島運行之初，力爭做到最人性化，為減輕家長的顧慮，通往棄嬰島的兩條路上，沒有完善的監控，而值班人員通常會在棄嬰家長離開后再出現。
但春節后回到崗位上，工作流程變了，路邊新加裝了兩個攝像頭，值班人員還要主動“出擊”，發現有家長抱孩子進大門，要進行勸諭，勸導他們可以向社會尋求救助，別輕易拋棄孩子，遺棄孩子是違法的。A4紙打印的勸諭信上，有腦癱、先心病等兒童常見重癥所對應的救助項目。
蘇揚能感覺到，剛開始，人們對福利院門口這個棄嬰島還不夠了解，懷著各種心態，有人覺得這里能治病，有人想推卸沉重的包袱。“福利院怎么能治病？”事實上，截至暫停之日，該院有23名收治的重癥棄嬰夭折。
值班人員發現，抱孩子來的，通常選擇在上半夜，晚7點半到11點最多，家長都是大大方方的來。而在“嬰兒安全島”建立之前，為避開人，家人都會后半夜偷偷摸摸地來，尤其偏愛選擇凌晨3點到5點人最犯困的時段，把孩子放在福利院門口就跑。被遺棄的嬰兒，有時要獨自熬過漫長的黎明、清晨。“我們南方還好，這要是北方，天寒地凍的怎么辦？”蘇揚幾乎是憑借本能地贊成“嬰兒安全島”的設立。
從“安全島”到“救命島”
“把孩子放到廣州，我們放心”。棄嬰的父母，除了本地的，還有從貴州、湖南、云南、重慶等地遠道而來的。
民政部門表示，建立棄嬰島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嬰兒在被遺棄后身心再次受到外部不良環境的侵害，提高遺棄嬰兒的存活率，使其能夠得到及時治療和救助。
在生命面前，一切法律、道德上的爭議，或許都可以從寬容角度，尋求和解。
可“安全島”被誤解為“救命島”后，各方壓力由內而外顯現，尤其是工作人員需要面對那些徘徊在“嬰兒安全島”外的家長時。
“唉，又要去干壞事了。”晚上一坐到距離棄嬰島僅20多米的傳達室內，蘇揚說自己的心情就特別沉重。監控大屏幕上，實時顯示福利院區域內各路段的情況。一看到地上有個袋子或者有人抱著小孩進門，就會條件反射一樣地想：是不是又來丟小孩的？
經歷過一幕幕撕心裂肺的現場，蘇揚與同事們到后來都感覺到有點麻木，“勸的時候很機械，不能帶感情，一帶感情就勸不走了，必須要扮得兇一點兒”。
蘇揚說，心里暗自恨自己。來的每個人都哭得很傷心，他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想這樣做，絕大部分都是逼出來的。“有這樣（重病殘）一個小孩的家庭都是很不幸的，不管有錢沒錢。不管放棄、治療，其實家庭都毀了。”
2月的一個夜晚，蘇揚正在值班，看見一輛東莞牌照的汽車開進了福利院的大門。他看到一對年輕父母抱著嬰兒下車，孩子的爺爺奶奶跟在后面，哭了好久。
嬰兒父親向福利院值班人員講起全家人的傷心事，孩子才一個多月，患有不治之癥，從出生就搶救，所有的辦法都想盡了，結果還是到了醫院拒收的地步。“真不是錢的問題。”嬰兒父親向在場人員強調。
蘇揚眼見著孩子的奶奶跪在島門口，咣咣磕響頭，哭著說“孩子，對不住你”。家人哭著將嬰兒車推進島內，又哭著推出來，癱倒地上。蘇揚等人上前勸解，但對方最后還是選擇放棄，將嬰兒留在了棄嬰島。
如此的場景，幾乎每個值班的夜晚都要上演。蘇揚遇到最年輕的父母還不滿20歲，那是一對從重慶趕來的農民小夫妻，懷中的男嬰才40多天，被查出先天性心臟病、喉骨發育不全、腦部發育不全等四五種病癥。傾盡全部家底，帶孩子來廣州治療，一個月花了幾十萬，后來還欠醫院8萬。被迫出院后，一個廣州朋友向小夫妻提到了棄嬰島。打車前來，車費都是朋友墊付的，可見其當時的窘境。
蘇揚記得小伙子從開始就很理智，詢問了一些有關棄嬰島的問題，還能聽得進在場人員的勸說。他自己說真的不想放棄，但是如果回家，就怕孩子沒有輸氧，會死在半路上。
據福利院多名工作人員總結，棄嬰的父母，除了本地的，還有從貴州、湖南、云南、重慶等地遠道而來的。蘇揚曾問過一名棄嬰家長，你們當地不也有民政局福利院嗎？對方回答稱，條件跟你們這里沒法比，把孩子放到廣州，我們放心。
有待完善的救助之路
劉釗說，他最為期待能獲得政府部門的幫助，“他們能給我一些幫助，孩子我是肯定不會送去的”。
民政部門表示，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會適時重開“嬰兒安全島”。
但重開沒有具體時間表，一名福利院內部人員甚至悲觀地認為，棄嬰島的重啟會無限期延遲下去，直到后期保障跟得上、能夠馬上分流。
“現在最怕的是孩子被遺棄在外面，你看這條路多偏僻。”3月18日晚，廣州市社會工作協會副會長朱靜君前來探班。自3月15日晚上起，棄嬰島周邊就有社工來“守島”，在路燈、手電射出的光圈下，她們安撫、勸阻家長，并為他們登記，提供兒童救助咨詢。“嬰兒安全島”關閉當晚，包括劉釗在內，共有四撥不知情的家長，被社工勸離。次日，又有兩撥被勸走。到3月18日晚，這個數字降為零。
何處是歸途？朱靜君認為，我國的社會福利水平太低，尤該呼吁政府能夠推行孕檢免費，因為只有母親的健康才有家庭的幸福。
根據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粗略統計，全國各地設立的“嬰兒安全島”接收的棄嬰，99%都是病殘兒童。
安全島應該是最后一道防線。朱靜君表示，工作中發現很多家長對于社會救助體系不了解，不知道如何申請救助、孩子又符合哪種政策，她們將積極收集各地民政系統的政策資源和慈善機構的救助資源，準備編寫成小冊子，發放給家長。同時，對一些居住在廣州的棄嬰家庭，將考慮分流到街道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由街道社工繼續跟進。
但蘇揚對依靠救助機構這條路并不樂觀，他跟多名家長交流過，“那些申請操作起來很繁瑣，要各種證明材料，但有些孩子實在等不了，如果整個社會的兒童福利保障機制不行，單靠那些慈善機構，是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至于劉釗，在妞妞出生后，并未嘗試過任何社會救助，他甚至搞不清大病醫保的概念，執著地堅持“不可能有白飯給你吃”的推定，以為兒童參保就是要自己到保險公司買保險，“知道孩子有病，保險公司不可能賣給你吧？”
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詹成付透露，民政部正在研究對接收棄嬰較多的福利院給予一定資助，并協調當地資源予以分流。此外，民政部正會同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制定重病殘兒童社會保障政策，減輕其家庭負擔，減少被遺棄的風險。
劉釗夫婦還在焦急地等待社工提供進一步幫助，除了等待，兩人不知能為妞妞做點什么。被勸回的第三天，他們曾帶著妞妞去大醫院檢查雙腿，醫生都開了檢查項目的單子，病還是沒看成。單子上的各項檢查費用加起來有4000多元，相當于劉釗兩個月不吃不喝能夠掙下的錢。他們拿不出。
劉釗說，如果有辦法救妞妞，我可以放下所有尊嚴。他最為期待能獲得政府部門的幫助，“這些問題政府應該出面解決。他們能給我一些幫助，孩子我是肯定不會送去的。”
但他也愿意嘗試別的途徑。在福利院的勸諭信中，最后一條是“還可以向新聞媒體和民間慈善組織求助（報紙、電視、網絡、廣播）”。盡管有顧慮，劉釗還是愿意在媒體面前自揭傷疤，希望有社會機構及好心人士看到關于妞妞的報道，救孩子一命。
他對北青報記者唯一的要求是，給孩子的臉打個馬賽克，“也許以后，這個孩子還有很長久的生活。”
在臨別前，他木然地站在出租房門口，說自己也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如果我維持不了，孩子最終還是只能走向福利院。”
（記者 孫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