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近日接受記者采訪表示:文化遺產保護基于公民素質,“保護并非花錢就有好作為”。

　　他以秘魯的馬丘比丘為例。作為前哥倫布時期的印加遺跡,馬丘比丘是世界著名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之一,每年約有50萬世界各地游客慕名探訪。但是,前往馬丘比丘之路極為不便,沒有高速路,沒有纜車,主要靠印加古道連通。正因如此,馬丘比丘周邊環境未因現代化進程發生改變,使眾多游客沿印加古道艱難跋涉“朝圣”中,感受文化、自然遺產最原始的風貌。

　　“其實,這種艱難行走,正是文明和創造的最好注腳。這種與文化遺產關系的連接,摒棄了與文化遺產相關聯的開發和利用,值得學習?！?/p>

　　陳履生由此指出,文化遺產保護未必完全是經濟的問題,花了錢未必就有好作為。如果沒有從文化遺產的內核去考量,只是做些用欄桿、圍墻禁止進入等等淺表“保護”,這些人工的加入所表現出來的與文化遺產的關系,一定程度上是對文化的破壞。

　　他認為,保護理念、公民素養等在整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具有主導性影響。大到區域保護和整體規劃,小到道路修建、欄桿和警示標志的增設等細節,無不表現出保護的水平、保護工作的文化涵養,均關系到保護的品質。

　　中國當下公民素質給當代文化建設提出了無法回避的問題,“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必須構筑支撐均等化的公民素質這一基礎條件。只有這樣,文化的傳承與創造才能得到全社會集體呼應,才能夠真正實現文化遺產的保護。”陳履生說。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提出建立“使文化和自然遺產在社會生活中起一定作用并把遺產保護納入全面規劃計劃的總政策”。

　　陳履生認為,公約提出的“在社會生活中起一定作用”,不是商業性開發和利用中的“吃祖宗飯”,而是文化的傳之久遠的作用和影響。因此,特別需要將公民素質的培養和提升納入到這個“全面規劃計劃”之中,只有這樣,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才能走上擺脫商業性開發利用、追求文化品質的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