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日前在河南高校調研時透露，教育部聯合多部委制定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異地高考方案已經國務院同意，將適時發布。（7月9日《第一財經日報》）
異地高考，關系著幾億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切身利益。據統計，2010年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小學和初中就學的人數達到997.1萬，帶著近千萬學生未來命運的異地高考方案，自然會引起輿論和百姓的高度關注。然而我卻認為，對于這個方案，我們的期望值似乎不能太高。其原因有三：
首先，從此方案的制定過程看，開放異地高考早就成了億萬流動人口百姓的強烈愿望。今年兩會前夕，隨遷子女家長發起《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呼吁書》簽名活動，并征集到超過9萬個簽名，這樣強烈的民意表達，在我們的歷史上可以說的極其少有的，說明人們對開放異地高考的期望之強烈。然而，就是關系著幾億流動人口切身利益的異地高考方案，卻沒有經過公開的討論，更沒有群眾參與聽證，即使今天“已經國務院同意”，但其內容還屬保密，由此可見方案制定的難度之大，據說既要開放異地高考，又要保護北上廣等名牌高校集中城市“高入學率”的既得利益，如此走鋼絲追求“利益平衡”的方案，其結果肯定是兩面不討好。
其次，雖然放開異地高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高考制度的社會不公。但是，高考制度最大的不公是優質高校資源的分配不公，以北京與河南、安徽考生進入北京大學的比例為例，2012年北京的考生每千人可以有3.3人進入北大文理科，河南則是超過萬人才有1人進入北大的機會，安徽考生則要1.3萬人才有1人進入北大校門。即使完全放開異地高考，也改變不了這種高考招生名額的不公。
第三，據報道，新通過的方案將在全國統一規劃的基礎上，給予地方一定的自由空間。作為高考既得利益最大的城市，如果放開異地高考，必然損害了這些城市考生的既得利益，使他們進入名校的錄取率有所下降。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地方政府必然充分利用甚至通過對策無限擴大“自由空間”的權力，用苛刻的條件限制異地高考的規模，使異地高考方案帶來的一點局部公平盡量縮小，因為地方政府畢竟是當地市民的“父母官”，難免會把維護當地市民利益擺在第一位。
有此三端，我建議對于異地高考的期望值不要太高，我們更希望名校能夠根據各地報名考生數量公平分配招生指標，使各省市的考生都有相對平等的機會進入名牌大學，到那時，異地高考、高考移民都可能成為歷史。（金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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