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會上，當主持人宣布進入部長發言環節時，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對2012年考研泄題事件作出答復，并向全體考生道歉。這樣的事情不止發生一次，怎樣彌補考生的損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試中心內部存不存在腐敗犯罪行為？”（《中國新聞網》3月7日）
對于政協委員道歉的要求，袁貴仁部長表示“考研確實存在問題，作弊事件干擾了人才培養選拔工作”，“此后將視情況告知公眾”，并嚴肅地說，“我表個態，查出的教育部門人員一律負法律責任，涉及領導的一切按法律辦事。同時，現已抓緊考試立法。”對此，葛劍雄表示：“基本滿意，但要徹底落實。”
在全國政協會上，委員能夠如此直白地嗆聲，在一定程度上，是會議質量的提高，值得肯定，也期待更多的委員、代表有如此精彩的表現。在袁貴仁部長和葛劍雄委員的交鋒中，一是袁貴仁部長始終沒有說出“道歉”或者“對不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二是面對這個遺憾，葛劍雄委員給袁部長留足了面子，但也用“基本”一次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因為“基本滿意”和“基本不滿意”并沒有本質的區別。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蓋瑞·查普曼說：“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關系里，有一種東西是你必須付出的，而且需要勇氣和真誠才能實現的，它就是道歉。”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中國人是寬宏大度的，很多時候要的是一種道歉的姿態，對擔責的本分卻并不苛求。至于道歉，中國人最看重的是“誠意”，只要誠意足夠，不僅很容易獲得諒解，習慣于“被管教”的中國人，很快還會謙卑起來。我想，如果袁部長先鞠上一躬，誠摯地說聲“對不起”，可能比后面的“一切按法律辦事”更讓人感動，也留下政治倫理和政治美學的典范。
袁部長對“怎樣彌補考生的損失”，只字未提，這不是誠懇的表現。說“此后將視情況告知公眾”，可以有多種理解，一種是視公安部門偵查工作的情況告知公眾，這或許可以認同，另一種是教育部視對自己的影響而選擇性地告知公眾，那就意味著可能告知，也可能不告知，或者有的告知，有的不告知，對公眾的知情權完全沒有給出一種明確的答復。
至于袁部長說的“現已抓緊考試立法”，更讓人樂觀不起來。早在2005年，《考試法》草案的制定就進了教育部當年的工作要點，新聞報道說專家組在2005年6月就將草案及立法說明送交給了教育部。2007年的12月25日，時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的王旭明明確表示表示國家教育考試法草案已進入最后完善階段。可是，時間過得真快，7年一晃過去了，《考試法》至今沒有蹤影。“現已抓緊考試立法”，何時才會真正立法呢？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實質就只不過是“大話好救急”而已。
除了這次的考研泄題，我們回顧新聞，發現近六年來的四六級考試，幾乎沒有一次沒有爆出泄題的新聞。在每次新聞出現之后，教育部都表示會調查處理，但我們直到今天依然沒有看到一次調查處理的結果。這次，袁部長被政協委員點名要求道歉，是有力的監督，更是鞭策。我們希望在袁貴仁部長的領導之下，最終能夠將委員的“基本滿意”變成“完全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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