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系和去行政化，創造條件，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
不管是醫療還是教育，它所具有的地位不是由行政級別決定的，而是得看它對社會作出的貢獻。口碑差級別哪怕再高，群眾一樣不會買賬。取消高校等單位行政級別，校長院長不再是官員，自然更能回歸學術或者管理的本身，而去行政化以后的學校，也將增強獨立性和自主性，有利于更清晰地界定政府、學校，辦學者、教育者的權和責。
大學首先是個教育、科研，學術和思想碰撞的場所，而不是官場；校長的存在價值首先是為學術科研盡心服務的管理人員，而不是官員。過多地讓權力介入到大學的運行之中，必然帶來學術氛圍的弱化，權力主導模式的形成，從而扭曲了管理和服務的關系，造成了各種教學資源、科研資源的錯配。
大學行政化對大學的傷害，根本上還是權力決定地位、官位決定資源分配的機制使然。大學對行政化的過度追求，某種程度上也是趨利避害，是對環境的適應、進化的一種方式，行政化的高校雖然不是一個合理的大學運行機制，卻是一個很好的爭取資源的模式。一所有個副部級校長的大學和一所只有地廳級校長的大學，它的分量是不一樣的，它所能找尋到的支持也是不一樣的。以往大學對行政級別的迷戀有官本位的思想在作怪，更重要的是級別本身就是個很好的護身符，一個有較高行政級別的教育單位，無論是辦事還是避免過多的干擾，都有一定的利害關系在里面。某種程度上說，行政級別也決定了一所大學享受到的資源，沒了級別，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又如何來確保什么樣的學術地位能獲得相應的學術資源？而這正是取消行政級別以后應該破題的地方。
取消行政級別，讓大學擺脫行政化的制約，就是為了讓大學有更多的獨立性、自主性，能按照學術的規律辦事。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少幾頂官帽，而是讓學術造詣高、讓有專長的人冒出來，讓他們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和創造力，造福于社會。校長不該有級別，校內的各種行政職務同樣也不該有官場意識，他們都應該還原為為學生、為教育服務的人員，這樣才能讓改革展現出成效來。
由此可見，從取消學校的行政級別開始，進而建立起一套適合國情的運行體系才是最終目標，這包括資源的分配、權力的分配、利益的分配，也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摘掉學校的官帽，更重要的是下放權力，讓學校回歸教育本位，讓學術和教育在校園內起主導作用。如果主管部門依然把所有的權力緊緊抓在手里，那么大學依然無法跳開權力體系的掣肘。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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