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理無非世道人心，當人家普遍認為一種群體需要得到特別保護時，立法、司法判決就應充分考慮這種社會公認的價值，保護這種“不平等”。
李某某涉嫌輪奸，有人拋出了受害者是“陪酒女”的觀點，引發熱議；7月16日，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發微博稱：“替李天一的辯護律師說幾句：無罪辯護是他的權利……強奸陪酒女也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要小。”一石激起千層浪，遭到網民排山倒海的斥責。
反對易教授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公眾對于涉及權貴之子的李某某案的司法公正，一直嚴重焦慮，易教授“強奸陪酒女危害小”的觀點一出，人們認為這是在給李某某脫罪。其二，中國進入改革深水區，人們對于“公平”“平等”的議題越來越敏感，比如中國死亡賠償里的“同命不同價”問題，而易教授卻將強奸受害人分為：良家、陪酒女、三陪女、妓女等三六九等，有違平等原則。
易教授直接以“陪酒女”等身份，武斷地認為她們被強奸危害就較小，這是不妥的。法律保護婦女的性自主權，不因身份而有差別。
但是，陪酒女這個職業背后可能有著很多影響案件的因素，比如，陪酒女的職業本身比較“灰色”，如果受害者在案件中有不檢點的地方，可能相應減輕加害方的責任。
回歸李某某案，依《刑法》的規定，只要違背女性的意愿，動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強行與之發生性關系，就是強奸，這與陪酒女的身份無關。哪怕陪酒女之前與強奸者有曖昧親密行為，只要在最后關頭說“不”，那一樣構成強奸。但是提出“陪酒女”說，并非沒有作用，比如李某某的辯護人可以進一步提出他們是要求“陪酒女”出臺，是嫖娼而不是輪奸，那么這種辯護的意見將大大提高檢方的舉證難度：因為證明強奸，只需證明在女方不同意的情況下發生了性關系；而以嫖娼抗辯，則要排除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陪酒女被強奸，所受傷害就會小一些嗎？這可換成另一個問題：同一個傷害行為對不同的人造成的傷害，是否不同？中國第一起明確的精神賠償案，是1999年上海女大學生被屈臣氏超市脫衣搜身案，一審的精神賠償高達25萬，理由之一就是受害者是女大學生，處于“敏感年齡”所以要賠得多。那么，大家認為同樣的搜身行為對不同年齡、不同教育程度，乃至不同性別的人，會造成不同的傷害嗎？
這個問題其實沒有標準答案；法律、法理無非世道人心，當人家普遍認為一種群體需要得到特別保護時，立法、司法判決就應充分考慮這種社會公認的價值，保護這種“不平等”。比如，大家公認同一傷害行為對未成年人的傷害更大，所以未成年人需要特殊保護；女性很多時候也需要特殊保護，同樣的超市搜身，社會一般公認對女性的傷害比男性更大，賠償額也更高；但妙齡女性和更年期女性，是否需要有差別呢？同理，陪酒女和良家婦女真的“平等”嗎？這不該由學者在書齋里認定，而是需要由社會公認的價值觀決定。
（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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