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國家對于公權力的治理，尤其需要關注對瀆職行為的懲治和預防。從刑法上編織嚴密的刑罰之網，讓瀆職的官員無處遁形，這是依法從嚴治官的鐵律。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造成1人死亡或3人重傷，即會受到刑罰追究，這是今天開始實施的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司法解釋中的內容。解釋明確了瀆職犯罪定罪量刑的具體標準，傳遞出司法機關嚴懲瀆職犯罪的決心。
瀆職向來是一種“不落腰包”的腐敗，造成的社會危害往往較之一般腐敗行為更重，直接危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公共安全。現實生活中，從各種食品安全事故到此起彼伏的礦難，從問題奶粉中的受害者到蘭考火災中喪生的棄嬰，政府部門及官員所負擔的法定職責一旦履行不善，權力不作為或亂作為，都將造成整個社會正義秩序的淪陷，帶給公民權利大面積的毀損。因此，法治國家對于公權力的治理，尤其需要關注對瀆職行為的懲治和預防。
從刑法上編織嚴密的刑罰之網，讓瀆職的官員無處遁形，這是依法從嚴治官的鐵律。遺憾的是，我們對官員往往采取與百姓不一樣的標準，立法上諸多容忍，執法中網開一面。法律責任設定及追究上的官民不平等，不僅造成權責的脫節與失衡，更放松了官員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的防范心理。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在一些事故的責任追究中，普遍存在以黨紀處分代替刑事處罰的現象，尤其對領導干部，或以間接的領導責任為其開脫罪責，或以集體研究為托辭推諉責任，刑事追究“抓小放大”，極大傷害了執法的公平性和刑罰的嚴密性。
此次司法解釋首次明確以“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瀆職犯罪，應依法追究負有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無疑有利于扭轉司法實踐中對官員瀆職查處不力、失之過軟的現象，重新塑造刑罰對官員履職盡責的倒逼效應。但是，按照危害程度區分量刑雖然能實現打擊的精細化，符合刑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可也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弊端。例如，那些沒有造成法定危害后果的瀆職行為，便可能在處罰幅度之外，這會給官員履職帶來僥幸心理，并在出事后極力想方設法“擺平”，不讓后果被人知悉。這是造成現實中瞞報、謊報事故的重要心理因素。
巧合的是，山西苯胺泄漏事故“裸奔”5天為此作了絕佳例證。面對長治市市長無力蒼白的3個“想不到”，我們要追問的是：6天前發生呂梁山隧道事故瞞報，緣何悲劇重現？裝聾作啞的背后究竟隱含著官員什么樣的心態？這是否說明，行政系統內部的威懾對一些官員而言早已不足為懼？面對如此根深蒂固的官場陋習，單單一個司法解釋能否徹底糾治，大可值得省思。 (特約評論員傅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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