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處官場“童工”的出現，對于當地政府來說，都是一次被質疑、受詰問的過程。
本月5日山西《長治日報》頭版刊登一則干部擬用公示名單。在這份名單中，有2人不到14歲即參加工作。面對社會質疑，長治市委組織部回應，干部簡歷均來自檔案，引發爭議的干部年齡情況較復雜，“既有特殊歷史原因造成的，也有因特殊學制造成的”。
幸虧有公示，還好有網絡，要在過往，官員履歷“躲貓貓”，公眾連“打醬油”的機會都沒有。因此，干部公示的進步意義值得嘉許。只是，技術與形式都具備了，一些人的思想未跟上，面對公眾挑剔的眼光，一些明顯有漏洞的官員履歷也照刊不誤，究竟是不智還是不屑？
如果一些“老干部”其“童工”經歷尚可以用“特殊歷史原因”予以解釋的話，那么，兩位“80后”干部，未成年就參加工作顯然有違現實邏輯。十多年前，十三四歲參加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基本上可以假定，這兩位干部不是年齡作弊，就是履歷造假。
官場年齡弄虛作假不是新鮮事，王亞麗“12歲成為藥劑師”、沈慶華“13歲參軍”、曹莉“15歲當干部”……這些都是曾轟動一時的官場“資深童工”。再往上溯，官員更改年齡現象古已有之。清代方浚師在《蕉軒隨錄》提到，“官年今之履歷，年歲每增減若干，謂之官年。不知此風自宋已然”、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說：“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至減至十余年。”不論古今，官員篡改年齡，無非就是想在官場上多混幾年，獲得更多的個人利益。
在一個任人唯賢、唯才是舉的官場，官員的年齡、資歷甚至是背景都不是問題。國外20多歲的市長、議員并不少見。只有在論資排輩的規則下，年輕官員任職才會引起熱議。顯然，以胡子長短取官并不是現代社會的用人之道，因此年齡與履歷，并不值得我們過多地關注。對層出不窮的官場“童工”現象，或許誠信、公平等問題比年齡、履歷更值得追問。
造假是一種嚴重的誠信問題。在政府誠信、商業誠信、社會誠信的誠信鏈條中，政府誠信是首善。官員帶頭造假，誠信不存，政府誠信又從何談起？容忍官員造假，損害政府形象與公信力，打擊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可以看到，每一處官場“童工”的出現，對于當地政府來說，都是一次被質疑、受詰問的過程，即使最后不得不順從民意、忍痛將“童工”辭退，“傷口”一時之間也難以愈合。
官場“童工”刺激公眾的另一種焦慮：官員通過造假等不正當手段，將政治資源牢牢攥在家族手中，實現公共權力的近親繁殖、代際傳遞。“官二代”的“傳奇”，便是“窮二代”的“噩夢”，當選拔和競爭都是以“純天然稟賦”——血緣為標準，貧寒子弟通過個人努力躋身精英階層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社會必然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一個通道堰塞、階層板結、四處“拼爹”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缺乏公平與活力的社會。
這些恐怕才是公眾對官場“童工”現象緊追不舍的深層原因。因此，作為干部選拔部門，似乎不宜只顧公示不顧公理、公憤，更不應該用各種難以自圓其說的理由來搪塞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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