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先后發生于河南漯河市和鄲城縣的兩起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這兩起案件有兩個共同點：一者犯罪嫌疑人都是官員后代，且本人在當地也是官員；二者兩人都有槍，持槍實施犯罪行為或相威脅。這后一點，尤其使人不寒而栗。
眾所周知，我國實行槍支管制。根據槍支管理法的規定，只有公安等政法部門、海關緝私部門，以及國家重要的軍工、金融、倉儲、科研等單位的有關人員履職需要時才可配備公務用槍。即便是警察，在不履行公務時，也不可攜帶槍支。民用槍支也只有從事射擊競技體育運動、狩獵場，以及野生動物保護、飼養、科研單位因業務需要才可配置。而且，上述人員攜帶槍支還必須攜帶持槍證件。可見，普通公民和官員是不可擁有槍支的。
從上述兩起案件看，誤射商販而致其身亡的據說是鄲城縣檢察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其雖然可能屬于可配公務用槍者行列，但他這次誤射并不是在追捕罪犯，相反是在吃飯時因與人爭執持槍射擊，嚴重違反了槍支管理法有關規定。這至少說明，鄲城縣檢察院的槍支管理存在極大的疏漏，
而漯河市召陵區房管局副局長牛豪是否持槍雖還有待警方調查，但據被其毆打的媒體工作人員說，他們是被牛“拿槍威脅”。我個人判斷，以牛的跋扈和目無法制及以黑社會手段對付前去采訪的媒體記者來看，其持有手槍的概率很大。那么，牛的手槍來自何處？是借朋友的還是通過非法手段搞來的？如果是借朋友的，朋友的手槍又是怎么來的？如果是通過非法手段搞來的，他擁有槍支的目的是什么？這些都希望警方能夠調查清楚，并公之于眾。
不論怎樣，此種違反國家槍支管制的做法若得不到嚴厲整治，都將給人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極大威脅。尤其是當拿槍的人頭上還戴著一頂公權力的帽子時，普通百姓若為保命就只有“舉手投降”，就像被牛豪等人毆打的袁某所言：“牛豪威脅說先在大腿上開一槍，我當時就嚇驚了，我好像還聽到了上膛的聲音，我害怕槍走火了，害怕死了，第一次真實感受到影視劇黑社會里的鏡頭。”
現實中并非沒出現這樣的事例。前些年就發生過一起新疆塔城地區的副書記誤將一對看守西瓜的夫妻當野豬獵殺身亡的事件。因此，對我們這個社會來說，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某些公職人員能夠很容易地弄到槍？除了說明槍支管理部門的監管工作其實并無我們想象的那么嚴外，不能不說與相當多官員存在著權大于法的思想和意識有關。
一般來說，能弄到槍的公職人員，不外乎三類：一類是法律規定可佩帶槍支的政法系統人員；一類是有一定級別的官員；還有一類級別雖不高，但有特殊關系或權勢的人。這里指的是從正常渠道弄到的槍支，從黑市上購買又另當別論。但不管通過什么手段弄到槍支，作為被高度管制的物品，能弄得槍本身，就具有象征意義，從而在多數人看來，這樣的人也非常“了不得”。
與槍的來源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擁有槍來干什么？相信一些公職人員弄槍不是像小孩一樣覺得“好玩”，而是想在關鍵時刻能夠“派上用場”。現實來看，許多按規定不可配槍而擁有槍支的公職人員，背后可能都有見不得人的腐敗。這恐怕就是他們要千方百計弄槍的真實原因。
近來涉槍案件有增多之勢，犯案者就包括少數公職人員。在這種情況下，假如一個對社會深懷不滿的官員，能夠比較方便地弄到槍支，對社會絕對是個危險源，公民的權利乃至生命隨時可能被其侵害。所以，對前述兩起事例，我們在關注其一些帶有標簽性現象的同時，有必要對其槍支來源進行追問，因為這并不是一個偶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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