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高考”已然今年“兩會”先聲奪人的“熱詞”。頃時，會上會下，“廟堂”精英和普通民眾都對其“翹首以待”。聚訟紛紜之下，教育部終于明確表態“不到十個月就公布異地高考改革方案”，但同時亦稱“是有條件的”。袁貴仁說：“除了考慮城市承載能力外，還對家長和孩子有一定條件要求，家長要在當地有工作。”
后面那個“有條件”很值得人玩味。“有條件”背后到底是什么條件呢?部長本人也語焉不詳，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間。但即便以最樂觀的態度去估計，這些“門檻”中除了對“學籍獲得時間”有限制，恐還會跟父母的工作收入、是否連續繳納社保等掛鉤。
想想也確有無奈，招生名額、教育資源總是有限，僧多粥少，總得有個“標準”。可如果真的跟父母經濟地位接駁了，也就意味著只有一部分“異鄉孩子”能享受到這一新的“制度紅利”。他們的父母在大城市有房、收入較高、能夠連年繳納社保，而那些父母只是普通農民工，住在城中村的“打工子弟”就顯得跟“新規”很無關。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自己住在城市的簡陋出租房，還會讓孩子跟著在城市念書嗎?可父母總是用心良苦，“再苦也要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的人不在少數。事實上，2010年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小學和初中就學的人數達到997.1萬。說這近千萬“異鄉子弟”的父母沒有是普通農民工的，無異是睜眼說瞎話。
那么，就應該反問，“異地高考”到底是“一視同仁”還是成全“寧有種乎”呢?如果一個包工頭和一個泥瓦工的孩子同在某城市上學，一個因為資金實力獲準“就地高考”，一個卻因薪水少、職位卑微而要“回老家考”，能說這一制度是公平的嗎?
美國社會學者羅爾斯在談到“正義”時，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是一個社會的首要價值。他坦承“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但他強調的是允許“不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這種“不公”能使社會中的“最不利者”受益。顯然，同為進城務工者，掙得多的人的子女與薪水低的人的孩子在獲準“異地高考”上難以享有同等機會，這本身就“不公”。而如果這種“不公”可以存在的話，它應該是能夠使那些處境較差的農民工獲利才行，而事實上它卻加劇了“公民工”和“包工頭”之間的分化，并且直接承繼到下一代頭上，最后形成類似“放羊娃生個孩子還放羊”的惡性馬太效應。
所以，允許“異地高考”又在經濟條件上設置門檻，實質上在消解它本身的“促公平”的作用，而為“原教旨的經濟地位論”張了本。最穩妥的做法是“異地高考”應根據隨遷子女在本地的學籍年限來看，比如，只要兩個孩子同在遷移地上學達到一定年限，就應該都具有“就地高考”資格，不能再附加所謂的收入、房產、繳納社保等額外條款。不然的話，“異地高考” 就成了“少數人瓜分改革果實”的“拼錢游戲”。因為能夠達到那些“經濟地位條款”的人在所有進城務工者中終究是少數，不具普惠性。
盡管京滬惠等地“異地高考”方案尚未揭曉，但目前輿論中多是專家學者或媒體名流站在自己立場上的“利益剖白”，鮮有陳述農民工群體真實意愿的聲音。而事實上，起初“異地高考”能成為一個問題而凸起，主要就是源于大量農民工向城市的涌入。商討和諫言“異地高考”時要多從“失語”的主體著想，力避“有理就在聲高”，多聽聽那些“沉沒的聲音”。
“異地高考”尚在醞釀，脫胎時面目如何，仍然未知，可不妨現在就對其“準入條件”保持足夠關切，時時不忘問一句：到底是“一視同仁”還是“寧有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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