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98個部門的“三公經費”截至目前公開了近半。相信隨后陸續還會有其他部門公布。從已公布的部門來看，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除審計署個別部門外，絕大多數部門公布的數據比較簡單，人們只能看到“三公經費”的大概；二是多數部門“三公經費”支出主要用于公車消費，可見公車腐敗治理難度之大；三是也有為數不少的部門“三公經費”支出不降反升，理由則五花八門。
“三公經費”支出透明化是預算公開的一個重要內容。自5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向社會公開“三公經費”后，輿論就一直關注該方面的進展情況。這反映了人們對知情權的重視。理論上說，政府的預算收入來自納稅人上繳的稅賦，進而最終來自于人民創造的財富，因此，公開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整個政府預算，使之接受民眾監督，是政府當然之責任。但在實踐中，由于長期把政府預算看作國家機密，只有少數領導人和相關工作人員能夠接觸到這些數據，大眾根本無權知曉，“三公”支出的公開也就千呼萬喚出不來。
其實，看一個政府是否亂花錢，“三公”消費是最好的鏡照。從政府履職和運轉角度而言，是需要一定的“三公”支出的。如果這個支出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職責，提供公共服務，哪怕因此多花一點，想必公眾都能理解。但從當前公布的部門來看，“三公消費”很多與政府的履職并沒有多少關系，純粹用于政府部門自身的“非生產性”消費，用于工作人員的個人福利。
或許正鑒于此，多數中央部門到現在遲遲未能公布“三公經費”支出，而已公布的部門，也明顯具有應付的性質。國家機關在公布“三公經費”上的這種拖沓、不負責任的表現，一方面反映出目前財經紀律的軟約束，另一方面也是對政府公信力和中央權威的一大損失。因此，如何確保“三公經費”的亮相不“卡殼”，更進一步，成為一種慣例，就成為我們需要從制度上考慮的事情。除此外，如何更好地公開“三公經費”，以及公開后對所存問題怎樣進行改進，以防止在“三公經費”公開問題上做手腳、玩花樣，也是我們要考慮的。
“三公經費”公開項目的粗陋，起不到應有的監督作用，但如果僅有公開而問題得不到改進也不行。因為若年年公開，問題年年同樣存在，有如現在審計查處的問題一樣，這樣的公開意義也不大。包括“三公”在內的預算公開的目的，不僅是讓公眾知道納稅人的錢政府是怎么花的，用在了哪里，更重要是通過公開遏制政府大手大腳花錢的習慣，使納稅人的錢用在該用的地方。為此，需要完善預算公開的制度和程序，在問責上下功夫。
首先，建立硬性約束機制，對不能按時公開的部門，以及對公開后發現動用公款進行“三公”消費造成揮霍浪費的，要進行問責，以維護法律、法規的嚴肅性。過去中央治理“三公”消費效果之所以不彰，一大因素是懲處環節不到位。
其次，立法規定預算公開的內容、方式、主體、時限、說明語言等，并由各級人大對“三公”消費預算進行審定，確定細化標準，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目前公開的內容還很籠統，應該完善預算科目，細化具體項目，特別要嚴格限制以“其他支出”籠統化、模糊化“三公”支出，能列入相關細目的必須列入，不得化實為虛，化零為整。同時，公開的模式、說明語言等，也要做到“通俗易懂”，不能如同天書一般，公眾看不懂。此外，明確規定公開的時間表和每個公示周期的最后期限，防止有關部門將陳年舊賬拿出來“忽悠”公眾，或者故意拖延、拒不公布。
第三，完善預算管理體系，將財政預算內外兩種管理體制統一起來，嚴防地方和部門私設“小金庫”。財政總預算、部門預算、專項資金等全部財政收支都納入預算管理，各類預、決算全部公開，包括每年審計出的有問題的資金項目，以置于全社會監督之下。
第四，強化人大審查監督的力度，各級人大要承擔起對“三公”消費的監督責任，同時突出審計獨立監督的職能。這就需要我們盡快修改《預算法》、《審計法》等法規，使之相銜接和配套，成為能真正實施和違法后追究責任的法律。
最后，還應加強輿論的監督力量。
近年來，隨著預算民主化的推進，從中央到地方，預算公開的力度在不斷加強。但正如溫總理曾指出的，財政預算公開工作進展不平衡，公開還不夠細化，與人民群眾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對“三公經費”的公開，必須從整體上有嚴格的制度、措施安排，從而確保公民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之實現。
(作者系北京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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