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宋廟小學要求受助貧困生出錢請吃飯事件（又稱“11·12事件”）首次曝光，是在《安徽商報》一篇發表于2015年12月24日的報道中。在1500多字的篇幅里，受訪者或是以化名出現，或是以“馬校長”“朱局長”“杜書記”“相關負責人”籠統稱呼，就連作者署名，都只是一個含糊的“本報記者”。這個“本報記者”到底是誰，不署實名難道有什么隱情？

　　第一個記者被“擺平”

　　最早獲知這一新聞線索的，是安徽《市場星報》駐宿州記者站站長徐善文。幾乎在捐助儀式進行的同時，他就獲知了這一新聞線索，但徐善文并沒有立即采訪。

　　2015年12月6日，與徐善文同一報社的記者賈麗（化名）向徐善文打聽新聞線索，聽到“11·12事件”，賈麗當即表示很感興趣。

　　12月15日，徐善文、賈麗到宋廟村采訪。兩人現場采訪了6名受捐助學生家長和一名宋廟小學老師，并電話采訪了校長馬計杰。就在采訪期間，徐善文接到一個熟人電話，是《新安晚報》駐宿州記者站站長王源（化名）打來的，他受宿州市埇橋區“有關部門”之托，想來協調關系，讓“11·12事件”別見報。王源提出可以讓“有關部門”幫助徐善文解決報紙征訂任務。

　　當晚，埇橋區“有關部門”的領導就和徐善文、王源等人坐到了同一張飯桌旁。推杯換盞間，眾人的距離拉近了。

　　幾天后，徐善文來到這個“有關部門”，找到席間認識的那位領導想讓其幫忙訂100份《市場星報》，總定價為1.8萬元。該領導稱訂報不合適，但可以幫忙聯系宋廟小學的主管單位朱仙莊鎮中心校，讓其付錢在《市場星報》上作廣告宣傳。

　　12月23日晚，徐善文和朱仙莊鎮中心校校長陳勤勇幾番討價還價后，簽訂了1萬元的廣告宣傳合同，后來隨著事件的曝光，這一合同被中止。

　　第二個記者“不甘心”

　　徐善文這邊在“有關部門”牽線搭橋下，與鎮中心校簽下了合同，但他卻忽略了另一個人的感受，那就是與他一同采訪的賈麗。

　　2015年12月15日現場采訪結束后不久，徐善文與賈麗聯系，說有人在中間說情，可以用訂報紙的方式換取“11·12事件”不見報，賈麗沒有同意。12月16日，徐善文又跟賈麗說，“有關部門”想在《市場星報》上做2萬元左右的廣告，并稱可以通過報社外包廣告的提成方式，按高比例返還廣告提成，以彌補賈麗不能發稿的損失。據記者事后了解，《市場星報》的獨家報道一篇稿酬約1500元，而2萬元的廣告按高比例返還提成可達4000元至1萬元。

　　賈麗沒有表示反對。但一波三折，12月17日，徐善文稱廣告投放又減為1萬元了，賈麗表示肯定不行。此間，兩人短信來往，賈麗強調“最低兩萬”“如果他們不同意，我就發稿”“你簽合同前一定要跟我說”。

　　盡管賈麗一再堅持，但12月23日晚，徐善文將合同照片通過彩信發給賈麗，顯示廣告宣傳仍為1萬元。賈麗對調查人員說，覺得自己被騙了，“沒答理他”。當晚，賈麗將稿件上交報社。

　　第三個記者“無心插柳柳成蔭”

　　就在賈麗得知廣告宣傳合同簽成了“自己不滿意的1萬元”的同一天，《安徽商報》記者趙康（化名）與賈麗閑談中聊起自己在關注“11·12事件”。據賈麗講，看到自己做不了獨家報道了，就決定做個順水人情。12月23日，賈麗將大量采訪內容提供給了趙康。趙康向調查組坦承，見報稿件的絕大部分信息來自賈麗。

　　那么，為什么12月24日首發的新聞報道來自《安徽商報》，賈麗發給《市場星報》的稿件卻沒能見報呢？

　　其實，在埇橋區“有關部門”運用資源，找關系托人“滅火”的同時，另一股力量也在發力。

　　宋廟小學馬校長在發現記者采訪后，立即打電話給捐資助學方代表、某銀行合肥分行工會汪副主席。汪副主席十分緊張。他明白，一旦事件曝光，他們精心組織的這場捐助活動一定會引發公眾質疑，勢必會給銀行帶來負面影響。汪副主席馬上開始了人脈搜索。他找到銀行一業務部門的總經理，該總經理給與《市場星報》同屬一家出版集團的某國際經貿公司副總經理打電話，請這名副總經理出面說情，讓《市場星報》不要報道。該副總經理隨即打電話給《市場星報》總編輯，稱某銀行是公司重要合作伙伴，希望不要報道。于是，12月23日晚，在《市場星報》的選題會上，當討論到賈麗的報道時，該總編輯以種種原因為由，決定不見報。

　　《市場星報》這邊看似一切都搞定了，但令所有“輿論公關”者猝不及防的是，2015年12月24日，《安徽商報》刊出了《學校要求受助貧困生出錢請吃飯》的報道，迅速引發媒體跟進，輿論一片嘩然。趙康出于個人原因考慮，選擇了只署“本報記者”，而不出現真名。

　　行文至此，人們不禁會問，一篇普普通通的監督報道，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從中嗅出了可利用的價值，又是什么樣的人會付出比處理事件本身多得多的努力，想要“擺平”輿論監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