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白巖松：恢復高考40年 恢復的是公平和夢想）

　　1985年國慶，大學入學一個月的白巖松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白巖松，1968年生于內蒙古海拉爾。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記者。1985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高考印記】白巖松珍藏的高中畢業同學留言冊。

　　1983年，15歲的蒙古族少年白巖松進入內蒙古海拉爾二中，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高一學生。他的父親在他8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獨自撫養他和哥哥。他對當時生活的記憶是“每一個冬天都很寒冷”。

　　10年后的1993年，25歲的白巖松在北京中央電視臺工作，成為第一個在《東方時空》露面的新聞主持人。4年后他將主持香港回歸大型直播，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場大型新聞直播，他將站在世界矚目的舞臺。

　　這像是兩段沒有交集的人生——“這樣的故事如果沒有高考，上哪兒上演去？”白巖松說。

　　【高考關鍵詞】

　　定向招生

　　定向招生是指在招生時就明確畢業后的就業方向的招生辦法。這種定向就業的招生形式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其目的是為了鼓勵學生到農村及比較艱苦的地區工作，農業、林業、礦業、地質、煤炭、石油、水電、建材、氣象、測繪、輕工、司法等部以及國防軍工系統所屬的某些學校，可分別按隸屬關系面向農場、牧場、林場、礦區、油田、野外地質隊、水電施工基地、氣象臺站、鹽場、勞改勞教場所和國防軍工三線等地區招生，畢業后到這些單位和地區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可在所屬高等學校國家任務招生計劃中，確定適當比例，實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談高考情景

　　“那個年代沒有那么強的名校概念”

　　新京報：還記得當年高考分數嗎？

　　白巖松：483分。當時我過了重點線30多分。那時候的高考，首先要看過沒過線，接下還要看過沒過重點線，能不能上你的第一志愿。所以記得比較清楚。

　　新京報：為什么選擇北京廣播學院？

　　白巖松：這是一個偶然，我覺得人的命運確實有很多偶然性。我母親是一個老師，她的一個學生比我高兩屆，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我高考那年，這個學生到我家拜年。我聽見她跟我媽在聊，說廣院如何如何好，比如考試很容易過，總看課外書。我當時就想，嘿，這學校挺好。然后我就一查，發現這學校確實不錯。從那一年的春節，我就確定要考廣播學院。

　　新京報：就因為“考試容易過，總看課外書”？

　　白巖松：當然還是我想學新聞。我們班只有兩個人想考新聞系，當時熱門的是法律和經濟。我們這兩個人的名字還都有“松”字，另一位叫劉勁松，是個女生。我們倆還互相分配了一下，我說我喜歡廣播電視，你喜歡文字，那你考人大，我考廣院，免得咱倆同業競爭。后來她上了人大，我上了廣播學院。她的分數也要高一點，我覺得這個挺好玩的。

　　新京報：如果多給你一百分，你還會選擇北京廣播學院嗎？

　　白巖松：依然是它，即使我所有的科目全考滿分，我也選擇廣播學院。那個年代跟現在不一樣，大家沒有那么強烈的名校概念。

　　我媳婦也是廣播學院的，比我低三屆。她是江蘇的前幾名，鎮江的文科狀元，可以選擇中國所有的學校，但是她報的是北京廣播學院，富余很多分。我的同班同學考上了北大歷史系，但是他家里覺得他身體比較弱，希望扔到軍校練練去。于是他放棄了北大，去了廊坊的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的確一學期過后他的身體就好起來了，那你說他受益了嗎？

　　但是反過來是否也在說明，那個時候大家更多的是挑選我想去的學校和專業，不像今天已經變成了一個“我喜不喜歡另說，我得去這個學校。”我覺得這方面出現了一些扭曲。

　　新京報：除了北廣，還填了哪些志愿？

　　白巖松：就是想考北京的學校。北廣考不上的話，第二批院校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商學院，我就覺得北京廣播學院沒錄取，也會把我甩到北京商學院。反正我就是要來北京上大學。我都研究過，乘多少路汽車去北京商學院。

　　新京報：為什么一定來北京？

　　白巖松：我哥哥在1979年考上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帶給了我很多外面的、鮮活的信息。我那個時候有這樣一個概念，我覺得上大學城市很重要，其實我現在也有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我沒把上大學當成是一個院墻里的概念，你最重要的四年的成長時間，如果僅僅局限在這個學校圍墻里面，是多么可怕。所以你生活的這座城市很重要。

　　談大學生活

　　“那些大學里 無用的東西 成就了我”

　　新京報：你高中應該挺努力的吧。

　　白巖松：我們高考的時候頭兩年上高一高二沒那么緊迫，我早就定下來我要學文科，所以我覺得高一就在混，高二的時候那慣性還繼續。到了高三不行了，平常陪你玩的人沒了。大家全在學習，你怎么辦？更重要的是，突然意識到，還剩一年了，不能不上大學。如果不上大學，沒有出路。所以開始玩命。

　　新京報：為什么說如果不上大學就沒有出路？

　　白巖松：可能跟我自己的這個家庭有關系，我爸我媽都是大學生，我哥哥1983年大學剛畢業。我們沒有任何的門路，我媽媽就是普通的老師，我父親在1976年就去世了，我媽一個人帶我們倆。路在哪兒？

　　新京報：你覺得大學之于你和你的家庭，意味著什么？

　　白巖松：我爸是他們地區的第一個大學生，他是純蒙古族人，連漢姓都沒有。我這個“白”是“蒙滿一家”時的賜姓，以前從來沒用過。

　　我爸上世紀50年代成為他們這個地區第一個考出去的大學生，從通遼考到了內蒙古師范學院。我媽是他們家族第一個大學生，考上了內蒙古師范學院，和我爸認識，有了我。

　　新京報：進大學的感覺怎么樣？

　　白巖松：在大學我不僅讀書還讀人，那個時候我們的講座非常多，我們廣院非常活躍，各路人馬薈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如果讓我感謝大學，我第一感謝大學的，是它徹底改變了我的思維方式，我必須獨立思考。

　　新京報：你和同學在大學里聊些什么？

　　白巖松：我現在高校里面演講，好多人都不信，我說真的我那時候臥談會談女生比例很低。談的都是酸溜溜的東西，一個話題，因為觀念不同大家可以吵一宿。

　　新京報：酸溜溜的東西？

　　白巖松：那個時代的大學校園里談論的東西不是物質，不是美女，是現在常說的所謂詩和遠方，是這個國家的命運，是自己想干什么。我覺得自己很幸運的一點，就是大學四年把時光浪費在了很多美好，但是沒用的東西上。談話，抬杠，大量看書，四處亂轉，聽講座聽歌。比如我辦了廣院的第一個書市，第一個體育節，我在學生會里供職，和同學“承包”了圖書館一年，然后請人來做講座。其實今天看來這些活動都是無用的，但是這些成就了我，讓我成為了我。

　　談感恩

　　“國家興亡，學子有路，匹夫有責”

　　新京報：你很感激高考。

　　白巖松：我特別想講一個很遙遠的事情。1997年2月19號的早晨，我和劉春正在廣州采訪。那天睡夢中劉春突然把我推醒，“巖松巖松，起來，小平去世了！”

　　我趕緊爬起來，我們倆就出去買報紙。廣州的傳媒很發達，六七點鐘真買到了已經上市的報紙。當時我們正在做《新聞調查》，有采訪。我們把工作時間壓縮了，一上午全完成。當天下午我們就到了深圳，去給鄧小平的畫像獻花。當時我們就看到，獻的花被一車一車地拉走，因為獻花的人絡繹不絕。我們倆之后又跑到深圳植物園，到他種的那棵樹下又獻了花。

　　為什么？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發自內心的感謝老人家。要說改革開放還是更宏觀的事情，就僅僅恢復高考這一件事，就深深地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我是生活在海拉爾這個中國最北方的人，而鄧小平去世的時候，我是在中國幾乎最南方的廣州。如此大的跨度，也就是說生命的直徑變大了。你從來沒有想過，難道不就是因為高考嗎？而高考就是鄧小平主政之后恢復的。我內心的感恩是非常強的。

　　新京報：為什么感受這么強烈？

　　白巖松：中國有一句話一直流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其實我覺得恢復高考在中間應該加上四個字，“國家興亡，學子有路，匹夫有責。”

　　今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恢復的不僅僅是高考，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公平、尊嚴、夢想等等。

　　新京報：你把學子有路和國家興亡放到一個高度了。

　　白巖松：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是一本對我很重要的書。我今年重看了一遍，當曾國藩和他的湘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南京，滅掉太平天國之后，他首先干的一件事是恢復鄉試，也就是恢復高考。

　　曾國藩出生在湖南偏遠鄉下的一個普通家庭，正是由于清朝的“高考”，他才有機會位極人臣。他深深知道鄉試對一個個體意味著什么，對當時的朝廷來說又意味著什么。所以當他打下南京之后，恢復了中斷十二年的鄉試。他為此付出了相當大的氣力，我理解他的心理。

　　所以換過一個時代，恢復高考何嘗不是一個更大范圍的恢復鄉試。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如果學子無路，匹夫有責不就是空話嗎？

　　不管是過去的一個延續了幾百年的朝廷，還是現在的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只要還為四面八方的孩子、學子提供一條相對還算公平的路，就總不會太壞。

　　如果這條路被堵死，夢想不可能再有，尊嚴也談不上。所以我覺得，恢復高考的核心就是“國、家興亡，學子有路，匹夫有責。”我特意斷了一下，不能光是一個國，還有家。

　　談底層高考

　　“絕不能讓上不起大學的孩子真上不了大學”

　　新京報：每年高考，媒體都會披露，有多少高三畢業生放棄了高考。

　　白巖松：我關注的不是那些有條件出國或者說接家族企業等等原因放棄高考的。我關注的是那些因為家里的經濟狀況不好，害怕上大學，從而放棄高考的。

　　我們廣播學院八五級的同學，每年都資助十幾個大學生，堅持了很多年。開始的時候覺得，傳媒大學的貧困生很少，想學傳媒的大部分家庭條件還是不錯的。可是當我們真的去了解的時候，發現我們想象的太樂觀，依然有很多來自貧困家庭。

　　新京報：怎么想到要去干這件事。

　　白巖松：國家做國家做的，民間也做些力所能及的。絕不能讓上不起大學的孩子真上不了大學。

　　我每次都會跟接受獎學金的孩子說這樣兩句話：第一你們的貧窮是你們漂亮履歷的一部分，我當初也是，別覺得我不如別人，甚至產生自卑；第二不要對我們說謝謝，將來有機會過20年去做同樣的事。

　　新京報：每年高考都有一些中學在媒體里特別出名，比如毛坦廠中學。

　　白巖松：有些高考名校，我持中立態度，不一定贊賞，但是也不好直接批評。有的中學門檻很高，有很多官家子弟、富家子弟，想進去得托人找關系，費盡心思，沒有一定的財富，沒有一定的權力進不去。

　　但還有一類學校，比如毛坦廠中學，我無論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諷的事情。去年媒體炒毛坦廠炒得很熱的時候，我讓我們的記者去了一下。記者回來就改變了我的看法。

　　新京報：改變了什么看法？

　　白巖松：毛坦廠中學它有相當大的比例是打工家庭的孩子。你想想，能把院墻外的柳樹當神樹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

　　想起毛坦廠真的讓人掉眼淚。上萬人守著大客車，送孩子出發去參加高考。在這樣的一個人浪當中，寄托的是一個又一個非常普通甚至卑微家庭的夢想，還把夢想放在高考上，這是好事兒，別破壞它。

　　新京報：但很多專家學者質疑毛坦廠中學，稱它是高考工廠。

　　白巖松：我們不能因為有一些畫面跟我們的認知不一樣，就說“看，多愚昧，還拜神樹”、“不就一高考嗎？還上萬人送別”等等。

　　我對毛坦廠中學充滿理解，特別是當你了解到這一個又一個毛坦廠中學的孩子的背后是哪樣的家庭。我們不一定完全認同這里涉及到的教育體制、應試教育等等東西，但是我愿意用溫情去面對毛坦廠中學。我祝福這些普通的家庭。

　　談高考公平

　　“盡管高考有毛病，但還是最公平的一條路”

　　新京報：現在也有很多人說，高考不再能改變命運了。

　　白巖松：很多人說現在階層板結了，其實此前更板結。所以高考才真正結束了那種板結。讓不管是什么身份，你如果分數靠譜，就總能往外走。

　　新京報：但不得不承認，高考作為一種階層上升渠道，變窄了。

　　白巖松：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高考恢復40年，已經由過去極度精英的教育變成常規教育。77、78年的高考入學率百分之五六，現在接近百分之八十。這區別有多大？2017年的考生是940萬人，今年畢業的是795萬人，77年的時候只招27萬人。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9年義務教育將變成12年義務教育，高中一定會成為義務教育的一部分。

　　當它成為一個普通教育，而且基數變得如此之大的時候，它當然不可能像過去一樣那么深地改變命運。

　　新京報：你覺得錄取率的提高是一件好事嗎？

　　白巖松：當我們盯住了過去高考對人命運巨大改變的時候，別忘了沒改變的有多少。以1977年為例，那其他沒考上學的94%在哪里？改變了他的命運嗎？

　　現在起碼高考還讓接近80%的人能上大學，他的知識體系等各方面即便失業再找工作，都要比沒有這個知識體系強。所以并不是說突然變得不能改變命運了，是在發展過程中基數變得太大了，上大學變得非常容易了，他也就不具有那種魔術棒一樣的畫龍點睛的力量。

　　想想那94%沒上大學的人，你愿意選擇哪個時代？我更愿意看到的是現在。

　　新京報：感覺你是高考的鐵桿捍衛者。

　　白巖松：的確在恢復高考40年的時候，是充滿著感情和情緒去談論它。高考有沒有毛病？太多了。

　　我有一句話總被人說，我記得是在鄭州大學講的，“沒有高考你拼得過富二代嗎？”這是非常事實的東西。盡管高考有很多毛病，但起碼現在還是最公平、最給人希望的一條路。

　　【同題問答】

　　1

　　新京報：有什么是你高考之后才明白的？

　　白巖松：運氣。我是學了新聞之后覺得我挺適合學新聞的，但當時選擇它是偶然。

　　2

　　新京報：你最深刻的高考記憶是什么？

　　白巖松：我去學校看分回來，那條路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完的。那條路不長，10分鐘的路程。跑到家里的時候，看我媽在門口，我就沖她喊，“考上了！”我媽也如釋重負，就倆孩子，都考上了。

　　3

　　新京報：當年的高考有遺憾嗎？

　　白巖松：沒什么遺憾。我的第一志愿報的是北京廣播學院，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