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續齊全給廠房辦產權證，沒想到各個部門誰也不愿簽字，最后竟然把事推到區長頭上，一位企業負責人感嘆道：“他們不是想揩油收禮，而是都怕擔責任。他們不緊不慢，我被逼得團團轉。”不僅如此，不少職能部門“慢作為”“不作為”，會拿一些規定不明確的文件作為“擋箭牌”……
“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各級政府都要建立簡政放權、轉變職能的有力推進機制，給企業松綁，為創業提供便利，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給簡政放權改革進一步指明了方向，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中央一系列簡政放權的重要舉措成效顯著，但在權力層層下放過程中，一些地區基層干部因怕擔責而“慢作為”“不作為”，同時因行政事權下放后人事制度改革缺位，造成“廟已經搬走，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念經”的怪象。
對此，基層官員和專家學者建議，需對各地行政權力進行統一清理，并通過頂層再設計尤其是及時啟動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讓簡政放權順利通過“最后一公里”。
“層層推權”竟把事推到區長頭上
基層官員死摳文件字眼不作為
由于怕擔責，不少從上頭“接權”的部門辦事人員常以業務不熟悉為由，對接手的審批事項拖著不辦，或是跟上級反復請示，有的還必須要單位一把手簽字才能過關。部門之間層層“推權”使得放權被堵在“最后一公里”上，一些企業主苦不堪言。
“他們不是想揩油收禮，而是都怕擔責任。他們不緊不慢，我被逼得團團轉。”一位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他有一處4000多平方米的廠房要辦產權證，各種手續齊全，但到最后辦證時誰也不愿簽字，各個部門推來推去甚至推到區長頭上。
“過去辦事得送禮，現在禮確實不收了，但事也經常拖著不辦了。”記者在沈陽與幾位民營企業家聊天時，大家談到基層部門不作為的現象時幾乎異口同聲。
對于企業所說的“層層推權”現象，一些職能部門的官員也坦率承認。山西省某市發改委投資科的一位負責人說：“現在都不敢動筆，都怕犯錯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個縣的農發行營業大廳人滿為患，想拆后建個大一點的，但誰也不敢批，為這個事，農發行層層找到省發改委，省發改委又說應該屬地批，最后縣發改委頂著壓力批了。”
不少職能部門“慢作為”“不作為”，會拿一些規定不明確的文件作為“擋箭牌”。東部沿海某省一家大型乳品生產企業負責人說：“感覺一些職能部門無形中有個‘文件保護傘’，只要上邊有一個籠統的文件，就會把文件當成不作為的借口。我們跟他們商量，他們就讓找上邊制訂政策的人去。問題反映到最后居然需要當地政府的主要領導來協調，浪費大量時間。”
“規章文件有時成為基層政府不作為的理由，許多官員變成文字工作者，死摳字眼。”上海國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袁新飛說：“現在改革的氛圍和環境都在改變，感覺紅包很多，但紅利還沒見到多少。”
沈陽臥龍谷旅游集團董事長劉炳旭說：“中央和省里的政策都不錯，但落實起來很難。改革的弓已經拉滿，但箭到底能射多遠?”
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
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念經
由于權力層層下放，基層政府增加了許多管理事項，人變得越來越忙;但由于不熟悉新的管理業務，處理事情則有些摸不著頭緒。而原有的放權部門在放權之后，相比之下越來越閑。
據記者了解，一位投資人去年想在沈陽申請辦一個幼兒園，結果材料報上去遲遲沒有回音。此事反映到區領導后發現，以往這種審批事項歸市民政部門負責，現在下放到區里。由于區里從未辦過此類審批，所以工作人員現查文件現研究，誰也不敢動筆。
“廟已經搬走，老和尚還在原地打坐，新廟的和尚又不會念經。”遼寧省政協委員王慶林說，中央簡政放權受到基層擁護，但由于人事制度改革沒有同步，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針眼沒大，線還粗了，放權容易接權難。
對于“接權難”的問題，深圳南嶺社區黨委書記張育彪頗有感觸。他說，現在大量的事權和與之伴隨的責任下放，讓基層干部感覺“力不從心”。“以前市里區里審批時如果群眾有意見，基層還可以從中調解，發揮緩沖帶作用。現在直接把最基層干部推到第一線，人沒增加，面對的矛盾更多了。”
山西晉中市委書記張璞說：“長期的計劃經濟和審批經濟，使得體制內養了很多庸人、閑人、懶人，不讓他們審批，他們干什么去?權力下放了，中間的人卻越養越多。如果說事權取消或下放是簡政放權的突破口，那人事制度改革則是簡政放權成敗的‘定音錘’。”
2014年4月，晉中市開始對市本級的各項行政權力進行集中清理。結果發現，晉中這個300多萬人的地級市，僅市本級的行政權力就達7000多項。“這個數字真把人嚇了一跳!經過認真研究分析，許多行政權力是沒有法律依據、過時或出于部門利益考慮設立的，經過甄別后有三分之二的權力被‘掛起’，如果要用，必須向市政府請示，一年內不用自行取消。”晉中市市長胡玉亭說，解決好減人的問題，才能解決好減權的問題。在重新梳理權力清單的同時，晉中對原來分配給權力部門的公益崗位大幅削減，分配到公共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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