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署6月20日發布了11戶國有企業2012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果公告。截至5月31日，相關企業制定完善規章制度1194項，對190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處理，其中廳局級干部32人。
公告顯示，問題主要集中在有的企業執行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不到位；有的企業部分投資項目存在論證不充分、程序不合規的問題；有的企業財務管理不夠規范；有的企業內部管理存在薄弱環節，違法違規問題仍然存在。
類似的國企腐敗遠不止這些。專家指出，近來頻發的國企腐敗案，無一不和公司治理失范有關，凸顯國企一股獨大、三會不分、一言堂、管理層考核和任命“官員化”等公司治理弊端。國企“去行政化”改革勢在必行。
腐敗高發 國企官有化、權貴化
公開資料顯示，隨著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僅2013年就有31名國企高管落馬，涉及石油、鋼鐵、煤炭、電力、通信、航空等多個領域。今年已有包括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王俊國等多名國企高管接受調查。近年來，國企腐敗在各類職務犯罪中所占比重不斷擴大，在廣東省，這一數字甚至接近50%。
各地近年來發生的國企高管貪腐案件，當事人不少都是企業“一把手”。如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李培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陳同海，四川移動董事長、總經理李華，廣東電網總經理吳周春等。
據東北師范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柏維春統計，國有企業腐敗涉及挪用公款的案例中，2010年一人涉案5.8億元人民幣，2011年一人涉案7.9億元人民幣，“一把手”腐敗造成的國資流失非常嚴重。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認為，集體腐敗多是國企腐敗區別于其他腐敗的一大特點。尤其是處于壟斷性行業的國企，通常可以“感召”中層以上干部，形成利益集團和攻守同盟，發現時往往倒下一大批。
例如，在古井集團腐敗窩案中，先后有10多名高管被查處，受賄時間跨17年，涉案金額從數十萬元到上千萬元不等。在中石油腐敗系列案中，目前至少已有45人被調查。
國企高管腐敗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審批、審核、業務發包等權力，在決定業務承接方、聘用服務方中收受業務單位或個人的賄賂。在經營管理業務過程中，通過虛增購銷環節、虛增業務費、虛構承租人等方法侵吞公款。還有一些高管利用國企改制，虛構事實隱匿國有資產，改制后再予以侵吞。最近兩年還出現了涉嫌內幕交易、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等新的表現形態。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認為，某些國企蛻變為官有化、權貴化，實質上是一種極端的私有化，而且是一種不付成本、不擔風險的私有化，既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又是最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
有關專家認為，國企腐敗之所以頻發，重要原因就是改革不到位、產權不明晰、內部制衡缺失，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緩慢。
柏維春認為，由于國企“去行政化”改革滯后，現有國企高管不少人與黨政機關之間有著類似“臍帶”的關系，“亦官亦商”，存在權力尋租的雙重風險。一方面，國有股份一股獨大，企業內部管理行政化、機關化色彩濃重，極易形成“一把手”開設“一言堂”；另一方面，一些國企的高管享有地方行政級別待遇，“接受地方政府監管”往往流于形式。
一位國企高管說，目前對國企“一把手”的監督，多半是行政和黨紀的監督。事實上，這種監督很軟。紀委書記理論上可以監督董事長，但兩者是上下級關系，實際上不可能很好地監督。外部董事理論上也可以對董事長起到制衡作用，但由于外部董事的獨立性不夠，對于沒有明顯瑕疵的方案，一般不會提反對意見。
“真正的制衡，應該是市場化的制衡。”華誼集團財務總監常清認為，如果企業不是國有股一股獨大，而是有不同所有制的股東互相制衡。其他股東為了自身利益，肯定會竭力阻止高管的腐敗行為。
目前，對國企高管的監督基本處于上級監管不到位、內部監督失效、公眾無法監督的真空狀態。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說，近年來發生的集團領導腐敗案幾乎都是通過外部監管發現的。一些國企高管稱，盡管不少國企都設有審計、紀檢部門，但多是針對風險點制定一些工作流程、控制環節，用于防控風險，監督作用并不理想。
干預加強 國企監管權力膨脹
中部地區一位國企負責人說，前幾年地方政府為了發展LED產業，有意引進一家民企項目，但因這家民企提出要和地方國企合作。“市領導找到我們，但當時我們就調查發現項目存在巨大風險，無奈‘上面發話了’，只能硬著頭皮上，結果中途為了止虧還是退出了。”
這位負責人坦言，這樣的項目往往是搞好了皆大歡喜，搞不好就會給企業造成嚴重負擔和國有資產流失。“我們的‘烏紗帽’都是‘上面’給的，誰敢不聽話？”
記者在各地采訪發現，不僅黨政部門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決策的案例屢見不鮮，企業的人事安排也有為個人謀福利之虞，甚至把國有企業當作另一個“錢袋子”和創造GDP的工具。
河南省國資委主任肖新明坦言，一些政府部門仍把國有企業看作政府的“附屬物”，把企業當做安排干部、辦福利的平臺；國有企業如果不從政府的“附屬物”中解放出來，就很難成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這是問題的關鍵，也是改革的重點和難點。
黨政部門影響企業的另一個重要方式是人事任免，不少國資監管部門負責人和企業負責人對此有不少質疑：在央企層面，曾經的196家央企被劃分為“53家”和非“53家”，“53家”的“一把手”由中組部任命，其余由國務院國資委任命。在地方國企層面，普遍存在“重點企業”與“非重點企業”的區別，個別地方還將原已下方給國資委的“重點企業”人事任免權收回到組織部門，引起“走回頭路”質疑。
國務院國資委首任主任李榮融表示，當前他對國企改革最大的擔心是走回頭路，再回到政府直接管企業的老路子。國務院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也表示，當初設立國資委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隔開黨政部門與企業的關系，但現在“三分開”不僅沒有執行到位，黨政部門還越管越多，這就容易把企業管死，十幾年的功夫就白費了。
“國資委有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職能，但是管哪些人、哪些事、哪些資產沒有明確的界定。近幾年來國資委越管越多、越管越偏、越管越細的趨勢非常明顯，如果都讓國資委管了，我們企業負責人還有什么好管的呢？”一位央企負責人說。
這家央企在對公司管理事項進行梳理后發現，需要國資委管理的事項有39項之多。“企業被五花大綁，過多的精力用于應付‘上面’，哪有足夠精力琢磨企業經營？這些事項中，究竟有多少是國資委有能力管、有必要管的呢？”
一位國務院國資委退休干部告訴記者，國資委確實沒有注意出資人行為邊界問題。特別是現在監管體系比較完備了，各個廳局都想通過增加管理事項和考核來彰顯自己的權力和政績。“央企的情況千差萬別，怎么能用同一把尺子來衡量？這些人有幾個是在企業干過的？有幾個真正懂企業經營的？這樣管只會把企業管死。”
另一位企業負責人則表示，“‘上面’怎么考核我們，我們就照搬模式考核‘下面’，至于考核是否合理，我們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只能跟著考核‘指揮棒’轉，想方設法完成考核任務。”
與此同時，不少企業負責人和專家認為國資委還存在該管的事情沒管好的問題。比如央企考核，一直沒有規模偏小的企業獲得A級，這樣的考核結果難免引起質疑。
不僅如此，由于企業監管職能并非完全由國資監管機構承擔，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定、人事任免、紀檢監督等職權都散落在其他部門，這些部門出臺的一些政策措施更脫離企業實際，監管機構沒有能力討價還價只能執行，使企業監管出現偏位，監管機構和企業都怨聲載道。
此外，各種監督檢查也讓企業疲于應對。以央企為例，目前常態化的監督檢查包括紀檢監督、監事會監督、財務監督等，還有非常態化的審計監督、巡視監督。監督檢查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復檢查，既浪費監督力量，也給企業增添了不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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