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躁動的熱浪再度將“城管與攤販矛盾”這個老問題推向高潮。
5月底，延安城管被舉報在執法期間毆打一名青年，一名城管人員甚至用腳踩踏青年頭部；7月17日，湖南瓜農鄧正加在與城管沖突中死亡；7月25日，北京男子陪9歲女兒街頭“練攤”遭城管圍毆；同日，北大畢業生小夏因用手機拍攝南京市南湖街道城管拆違，被強行拖上城管執法車； 8月3日，武漢小販“詐死”抹黑城管……
城管部門自上世紀90年代陸續成立以來，城管執法人員與攤販、市民的沖突從未間斷。
今年，湖北武漢掀起一場“城管革命”，城管局“升格”為城管委，權力歸并與下放，試圖拆解這一困擾城市管理多年的難題。然而，應對“管販”矛盾，并不是對城管執法人員嚴加管理就能解決的。如何在城市面貌與小販生存之間尋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
被稱為“城管深喉”的南京市城管隊員趙陽認為，城管與小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并提出立法明確小販“擺攤權”、明確市長是城管第一責任人等“對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議”。
武漢今年3月起施行《武漢市城市綜合管理條例》，并在機制上做出探索創新，但因為城管執法權限和身份合法性的根本問題仍未能在全國法律的層面得到解決而收效不如預期。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城管與生俱來存在三大缺陷：沒有條條領導，沒有法律依據，沒有服務職責。要使中國的城管走出困境，必須變“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為“城市管理服務”，彌補上述“三無”缺陷，來個徹頭徹尾的根本改革才行。
“男子攜女兒練攤被城管圍毆”？兩個版本，各執一詞
黑色的親歷：一個9歲女孩遭遇城管執法
9歲的伊伊(化名)憤怒地踩著腳下的礦泉水瓶，直到踩得扁扁的，并一腳踢到了遠處。“這就是城管，我要踩死他們，踢得遠遠的。”而就在伊伊和爸爸攤位的不遠處，一張寫著“城管叔叔多支持”的紙片還躺在原地。
7月25日晚，伊伊的暑期實踐因為和城管爆發沖突而戛然而止。
至今，伊伊仍然不愿意和爸爸田予冬回憶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提起來，我心里就很難受。”在行人拍攝的并不清晰的畫面中，可以清晰地聽到伊伊在一片混亂中哭喊的尖叫聲。
一個9歲的孩子為什么會和城管執法人員發生沖突？當晚究竟發生了什么？
“城管叔叔多支持，謝謝！”
伊伊的父親田予冬曾在多家財經媒體任職，現任某書畫雜志社的副社長，是個典型的媒體人。《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見到他時，他右肩背著單肩包，左肩掛著單反相機。
田予冬的手機屏保是女兒伊伊打乒乓球時的照片。“丫頭很可愛。”田予冬對女兒的愛溢于言表。
作為“京漂”，田予冬知道自立的重要性，因此，他對女兒的教育也十分強調歷練和成長。
暫住在什剎海附近的田予冬，傍晚在什剎海散步時，經常看到很多攤販聚集，他便和女兒商量，讓女兒通過擺攤進行暑期鍛煉，提高女兒的交際能力。
在媒體浸淫多年，田予冬很早就考慮到了城管與攤販可能發生的矛盾沖突。為此，他用A4紙為伊伊打印了一份說明：“我是小學生，社會實踐，挑戰自我，快樂假期，城管叔叔多支持，謝謝！”田予冬希望以此得到城管執法人員的諒解。
伊伊還用畫筆在這張紙上，畫下了貓、小女孩等卡通形象，并在旁邊寫下“世界第一！”
7月16日晚，田予冬帶著伊伊開始擺攤，并將這張A4紙放在了攤前的醒目位置。他們賣的是一些簡單的燈具。
從此，伊伊開始“練攤”，并接連幾次出攤，一般從晚上8點左右開始，到10點左右結束。其間，沒有任何管理人員過來檢查和制止。
田予冬說，通過這幾次擺攤，女兒通過和不同的人交流，性格變得更加開朗起來。
7月19日，田予冬離開北京，去新疆參加同學聚會。7月23日回到北京后，又在伊伊的要求下，于次日出攤，這是他們的第5次擺攤。
當晚9點半左右，城管執法車路過他們的攤前，停了一下，讓田予冬收攤。隨后，田予冬就帶著伊伊收了攤，執法車在攤前停留了十幾秒鐘就走了。“本身賣的東西就非常少，所以收攤的速度也很快。”田予冬說。
7月25日，又到了平常的出攤時間點，伊伊問田予冬：“爸爸，今晚出攤吧？”田予冬看到女兒興致正濃，想著即使來了城管，自己收攤便是，就答應了出攤。
但正是這次出攤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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