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一些農村地區，男女比例失調正在進一步加劇。為擇偶，有的留守農村的大齡或“有缺陷”青年不惜冒險買賣婚姻，卻落入人財兩空的“陷阱”。
江西修水縣黃坳鄉4名男子經人介紹，每人花費了七八萬元介紹費和“彩禮”，各領回一名云南“新娘”。不料，在一起生活最長兩個月，最短僅4天后，這4名“新娘”就“人間蒸發”了。
近期發生的這起案件，僅僅是當前農村愈演愈烈的騙婚現象的縮影。《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在江西一些農村地區調查發現，隨著農村年輕女性大量進入城市務工，原本失調的農村男女比例還在進一步加劇。為了擇偶，一些留守農村的大齡或“有缺陷”青年不惜冒險買賣婚姻，卻落入騙婚圈套。
大齡“缺陷”青年的夢魘
今年2月，江西宜豐縣警方打掉一個騙婚犯罪團伙，破獲詐騙案9起。據透露,當地幾名婦女因賭博欠下高利貸，為盡快償還賭債便糾集數人，用化名分別扮演新娘、媒婆、嬸娘、父親等角色，在江西宜豐縣、上高縣、奉新縣、高安市等地實施騙婚，專騙急于娶妻的農村大齡青年，僅騙取現金就達13萬余元。
記者調查發現，類似的騙婚案在江西農村多地時有發生。據撫州市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至2013年3月，全市檢察機關受理的騙婚案件37件78人，受理案件數、人數分別占同期詐騙案件總數的22.3%和37%，涉案金額135萬多元。另外因使用化名或假名而無法查找的涉案人員還有近30人，被騙群眾近百人。
撫州市人民檢察院偵監處處長楊露萍認為，當前婚姻詐騙案呈現一些新特點：一是詐騙金額大。多起婚姻詐騙案中，受害人被騙禮金少則三四萬元，多則十來萬元。由于贓款在“結婚”前兌現，案發追贓時，雖然犯罪嫌疑人被抓獲，但贓款早已揮霍一空，被害人的損失很難得到賠償。
二是侵害對象多為農村大齡或“有缺陷”的單身男子。受害人均為本地農村男子，由于家庭經濟條件差、自身存在一定“缺陷”,如個子矮、殘障或智障等，無法在本地找到適合對象，于是鋌而走險，花錢“買”外地媳婦，這一心理頻繁被犯罪分子利用。
三是詐騙團伙多次、流竄、結伙作案集于一體，團伙內分工明確。成員多由本地人和外地人組成，一般由外籍農村女青年充當“誘餌”，本地人充當媒婆或說客尋找合適的行騙目標。
此外，與過去的騙婚案件不同，為騙取受害方信任，婚姻詐騙團伙往往假借他人的身份證或者干脆使用真實的身份證、戶口簿等身份證明實施詐騙。一來可防止受害方通過查驗身份識破騙局，二來在詐騙得手后，可辯稱雙方是婚姻彩禮糾紛，不是婚姻詐騙，從而逃避法律制裁。
撫州市人民檢察院公訴處處長周廣平認為，由于我國法律將婚姻詐騙規定為一般詐騙犯罪，一般情況下只能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震懾不足。
類似案件的屢屢發生，也暴露出農村基層組織對群眾的監管、服務功能的減弱，對流動人口、暫住人口的管理缺位。
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位曾對農村騙婚現象作過調查的法官認為，類似案件頻發已給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帶來了嚴重危害：造成家庭問題。本地人充當中介參與騙婚更會造成鄰里不和，影響農村社會穩定；滋生買賣婚姻。助長農村青年不思進取的心態和犯罪活動的猖獗；導致非法同居增多帶來計劃生育隱患。已婚婦女騙婚嫁入男方后再生育將造成計劃外超生，引發農村新的計劃生育問題；少數“三陪女”、“發廊妹”參與騙婚，將造成性病甚至艾滋病傳播，帶來農村醫療衛生隱患。
鏟除騙婚“毒瘤”
從根本上鏟除農村騙婚這顆“毒瘤”，減少農村社會隱患，并非易事。受訪基層辦案檢察官建議，農村地區在加強流動人口、婚姻登記管理的同時，還應完善相關立法，加大打擊犯罪力度。
撫州市人民檢察院辦公室主任何志剛認為，在加大法律宣傳，為農村大齡未婚青年創造多種交友方式的同時，還需采取多種措施，做到“打防”并舉：
強化流動人口管理，定期對流動人口排查。婚姻詐騙團伙多是流竄作案，可以通過強化農村地區流動人口、暫住人口管理，堵住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完善責任區民警工作制度、治安信息員工作制度、治安聯防工作制度，把治安“觸角”延伸到轄區每一個角落；做到外來流動人口、暫住人口每人一檔，并與來源地公安機關核實相關信息的真實性，實行動態追蹤管理。
加強婚姻登記管理，嚴格審查證件真實性與合法性。民政部門對與外來人員結婚登記的有關材料應加強審查力度，要與來源地相關機關進行核實，對發現有利用虛假的身份證、戶口簿、未婚證明等材料申請登記的，及時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同時建立跨省婚姻登記信息查詢網絡，加大對利用真實身份采取多次與他人結婚手段詐騙彩禮犯罪的打擊力度。
完善相關立法，有效打擊犯罪。我國立法對婚姻詐騙類案件未作單獨規定，可參照合同詐騙罪、金融詐騙罪的立法做法，將婚姻詐騙從普通詐騙罪中分解出來，對其單獨規定，量化定性，便于司法操作和法律制裁。（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胡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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