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袁元搶救無效死亡，她的女兒都還在跟姨媽商量給重傷的母親請護工的事情。她不相信在周末中午，在陽光燦爛的北京市中心繁華地帶，母親會被無緣無故地捅死。王軍的妻子也對丈夫僅是在北京轉火車的短暫時間里突然遇害無法接受。廣渠門兇案的擒兇表彰會開過了，刑警們也分兵三路搜集證物按部就班進入司法程序，可是被害者家屬們的傷痛無處抒發和寄托，這個城市安全嗎？
被刺
袁元（化名）5月4日那天中午跟丈夫有一個飯局，下午女兒要回家看媽媽。袁元的丈夫王杰（化名）告訴本刊記者，自己雖然熱情好客但是酒量不好，為了招待好外地來的朋友，除了妻子還約了鄰居張志（化名）去作陪。幾個人早上10點多就開著張志的車去了萬壽路，在朋友的賓館里坐了一會兒，然后吃午飯，賓主間聊得很開心，一直到13點多鐘飯局才結束，男人們都喝了酒，就由袁元開車回家。
“車子本來要停在院子門口的，可是沒有車位，我們就繞了一段路，剛好看到張志的妻子和女兒在路邊打車。”王杰說。車剛停好，男人們下了車，張志的女兒玲玲（化名）就鉆上了后座，她要去姐姐的公司做一份電子簡歷。袁元就主動要送小姑娘一趟。“玲玲爸爸還問了一句要不要他跟著去，袁元笑著擺了擺手。”張志妻子告訴本刊記者。
袁元家跟張家比鄰而居，關系走得很近。張家從東北到北京做生意很多年，玲玲從小在北京長大，讀北京的學校，講一口北京話。她在唱歌方面特別有天賦，雖然父母沒有特別留心培養，可一年級時候就被老師發掘出來，進了學校的合唱團，連續3年拿到了北京市小學生藝術節的前三名。今年夏天，玲玲就要從小學畢業了，她報考了一所重點初中的特長班，如果專業考試通過，秋天就可以順利入學了。特長考試需要一份電子簡歷，她想趁著周末讓姐姐幫忙寫一份。袁元夫妻平時特別喜歡玲玲，當自己的女兒一樣關心，開車送她出去一趟不在話下。
這一天雖然是周末，可是住在河北保定的王軍早上8點多就從家里出門。他是做二手車中介生意的，打算到內蒙古包頭看看車。保定沒有火車直達包頭，必須從北京中轉。王軍的妻子告訴本刊記者，他們前一天在電腦上查好，打算先從保定坐大巴到北京，然后去北京站坐15點多的一趟火車去內蒙古。
“我上車后坐在阿姨后面的后座上，開始聽歌和玩手機。我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到了一個等紅綠燈的地方，一個男人靠近了我們的車。我以為是發小廣告的呢，結果他手里拿著一件迷彩服就開車門上了車，坐在副駕的位置上。我嚇得叫了一聲，就往后座的車門上靠，不敢動。”玲玲說。這時候變了綠燈，停在前面的車紛紛啟動。玲玲告訴本刊記者，袁元一直看著那個男人的手和眼睛，還對他說，要錢要車都可以，但是不要傷害孩子。男人只讓袁元開車往前走，其他什么話都沒有說。
一路上沒有堵車也沒有紅燈，玲玲說，她想打電話報警，可是那天太陽特別足，手機屏幕反光看不見，而且她也不敢動，只能在斜后方一直盯著男人看。“大約過了十幾分鐘，車速降了下來，阿姨把車停了在馬路中央。我看見阿姨開了車門，我也趕緊開了車門，那個男人也開了車門。”玲玲告訴本刊記者，他們三個都下了車，袁元往人行道方向走，玲玲回頭看了一眼，發現車門上噴了幾滴血，再看袁元手上全是血。
袁元的車停在馬路中央，后面的車也跟著停了下來，玲玲說她就往后拍車門，讓后面的司機救袁元。“我敲了兩輛車都沒人理我，第三輛車的司機開門答應送阿姨去醫院，我看見有警察就招了手，他跑過來說已經打了120。”救人要緊，他們沒有等120到來就開車往醫院奔，在轉彎處湊巧迎到了救護車，救護車先把袁元送到了普仁醫院，普仁醫院沒有施救能力，醫生又抬著袁元去同仁醫院。
那個男人沒有理會她們的求救。他從汽車副駕駛那一側徑直往后走，手里長達30厘米的刀亮了出來，邊走邊揮舞，隨手拉后面的車門。王軍坐在出租車里，因車窗沒關，被男人連刺兩三刀。兇手繼續走隨手又拉開一輛車的車門上了車。他并不知道，這輛車的司機是北京特警總隊民警彭庚。彭庚在北京公安局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憶，兇手上車后他回頭看到了其手中的刀，這時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妻子已經迅速下了車，彭庚在最短時間里把車掛在空擋，拉起手剎，然后跑出車外，把兇手反鎖在車里。兇手揮舞著刀子想逃脫，搏斗中車窗破碎。在路人拍攝的長達7分鐘的視頻里，趕到的警察和路人手里拿著路邊支撐樹苗的長木棍猛戳車里揮刀的兇手。
噩耗
袁元開車才走了半個多小時，張志就來告訴王杰說，袁元開車跟人家打起來了。“我愛人特別善良，從來沒跟人紅過臉，怎么能打起來呢？我根本就不相信。等我出了門，張志才說是被人捅了一刀。我就趕緊給閨女打電話。”王杰告訴本刊記者，他以為是開車跟人刮蹭了，北京小孩火氣大動了手。袁元的女兒小靜當時也沒把事情想得特別嚴重，她告訴本刊記者，雖然自己被這個消息嚇得腿軟不能坐地鐵，可還是在出租車上打電話給舅舅和姨媽，讓他們先不用著急去醫院。
“我愛人是家里的頂梁柱，平時大小事情我從來沒有管過，我跟醫生說不管花多少錢一定得把人給救過來。”王杰說，他趕到醫院大約10分鐘后，醫生讓他要有心理準備，縫合室的門外也拉起了警戒線。“我心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可是我不能告訴女兒和親戚們，我怕他們接受不了這個事實。”
隨后趕到的小靜和姨媽還并不清楚事情的嚴重性。“我跟姨媽說，看來今天晚上我得在這兒陪著了。姨媽讓我24小時開著手機隨時能讓她了解媽媽的情況。”小靜說。醫生和護士來來往往，但是沒人透露病情。“我從門縫看見縫合室里有3張床，我看見媽媽躺在中間的那張床上，穿著耐克鞋和黑褲子。姨媽問我怎么沒有大夫和護士管，我想可能是全麻還沒有蘇醒呢。”小靜說，“這時玲玲的媽媽走過來商量，得給袁元買幾件新衣服。姨媽當時糊涂了，還反問，為什么要買新衣服？玲玲的媽媽說，渾身都是血得換一換。我當時還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記得聽到的最后一句話是姨媽大喊，快點搶救這個。”小靜說，她在縫合室門口就暈了過去。
王軍的妻子按部就班在家里做著家務，看時間過了15點鐘，就給丈夫打了一個電話，想知道他買到火車票沒有。“15點多打電話沒人接，我心里覺得奇怪，很少有這樣的事情。16點多再打，一個男人接的電話，問我認識機主嗎，然后告訴我，我老公被刺了，在醫院里。我當時大腦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了。”王軍的妻子緩過神來趕緊聯系車往北京趕。“我們到北京的時候已經18點多了，警察通知我們不用去醫院了，直接到派出所，民警大致講了一些情況，讓我們等著第二天辨認尸體。”王軍的妻子告訴本刊記者。
守在醫院的袁元的親屬擠在警戒線前想看她最后一面，可是警察沒有允許。他們只能從一直陪著到同仁醫院的玲玲那里了解袁元生命最后兩小時的情形：“阿姨一直沒有說話，但是她是有意識的，可能是她很疼就總是動，醫生讓她不要動。”小靜在案發幾天后輾轉尋回了袁元的手機，最后一個電話是14點38分撥出的。“當時媽媽可能已經沒有力氣了，根本打不出去，只按了52225幾個數字。”小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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