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進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很有必要
作者：姚美雄 福建省統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
我國人口已經出現新的變化趨勢，人口結構已嚴重失調，人口結構性矛盾也日益顯現，已成為當前及今后較長時期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已影響人口可持續發展，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進一步完善人口政策很有必要。
現行人口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資源相對不足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經過了40多年的努力，有效控制了人口快速增長，大大緩解了資源和環境壓力。我國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12年12.1‰，年凈增人口由上世紀七十年代的2144萬人降到目前600多萬人，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3，下降到現在的1.5左右。但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周期拉長，其積極效應正在逐步遞減且副作用也日益顯現，對現行人口政策進行調整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
人口結構性矛盾凸顯
一是人口老齡化提速，未富先老。人口老齡化既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也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新挑戰。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僅用了18年左右的時間，而發達國家則用了幾十年到上百年時間。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012年已達1.27億、占世界老年人口比重達22 .7%，占全國人口比重從1982年的4.9%增至2012年的9.4%，上升了4 .5個百分點，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 .5個百分點。據預測，到203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將首次超過0-14歲少年兒童人口；到2050年，我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4億，占總人口比重將超過30%。發達國家普遍是在人均G D P處于一萬美元時才進入老齡化，我國于2000年進入老齡化時人均G D P只有800多美元，我國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即“未富先老”。面對老齡化提前來臨，整個社會從物質到心理等方面都沒做好準備，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不僅不健全而且水平低，養老資金缺口較大，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發育嚴重滯后，社會保障面臨空前壓力。
二是少子化日趨嚴重，未富先少。少子化是現代化進程的產物，也影響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我國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1982年為33.6%，2012年只有16 .5%，下降了17 .1個百分點。大大低于世界的27%平均水平，遠低于印度的34.4%，比美國的21%還低，僅高于日本的13%；同時0-14歲人口總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為3.4億人，2012年只有2.2億人。按照人口統計標準，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20%-23%，為正常；18%-20%，為少子化；15%-18%，為嚴重少子化；15%以下，為超少子化。按此趨勢，2030年之后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將由目前的橄欖形演變為倒金字塔形。
三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居高不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出現了出生性別比持續上升、嚴重偏離正常值范圍的現象(正常值是103-107)。2 0 1 0年 第 六 次 人 口 普 查 仍 然 高 達118.06。2010年，0-19歲人口男孩有1 .72億人，比女孩多了2200萬，2020年后，每十個年輕男性中將有一個難以找到女性與之相匹配。
當前我國人口結構已嚴重失調，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人口數量轉向人口結構，將深刻影響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一是影響勞動力供給。少子化將造成勞動人口減少，將使勞動力老化且供給不足特別是青年。當前我國勞動力供給不足已初露端倪，勞動力減少趨勢已不可逆轉。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9 .37億，比上年下降345萬人，首次呈現負增長，比重為69.2%，同比上年下降了0.6個百分點，連續2年下降，可以基本判斷我國勞動力供給高峰已經產生并出現拐點，表明“劉易斯拐點”已到來。盡管近年來，就業市場呈現大學生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并存格局，但由于少子化加劇、老齡化趨勢加快，我國勞動力供給短缺已拉開序幕。勞動力供給將由“無限供給”轉為短缺、由結構短缺轉為全面短缺，今后我國企業用工成本的優勢將不復存在。
面臨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風險
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已得到徹底緩和，并產生逆轉，進入了低增長通道，多年來人口增長呈現低增長率與低增長量并存格局。
總和生育率指標是研判人口形勢和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據之一。按照人口統計標準，總和生育率2.1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為低生育水平、1.5以下為很低水平、1 .3以下為超低水平、1.0以下為危險水平。我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1年。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 .17和1.18，這個數據明顯偏低，原因是普查中低年齡段人口存在少報和漏報現象。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國家統計局評估后數據是1.5左右。
人口運行有其慣性，由于我國生育率長時間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負增長能量正在日益累積，現在正從正增長區間向負增長區間轉變，處于拐點區，一旦進入負增長慣性區間，盡管還有若干年的正增長，但負增長趨勢已不可逆轉。預計2026年后我國人口將出現負增長。
這種狀況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并未雨綢繆，防止我國掉入低生育陷阱。
此外，由于少兒人口大幅下降，減少了未來的勞動力供給總量，從而造成人口紅利期縮短，可能引發將來人口負債。并且現行生育政策還導致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生育權益的不平等；給社會穩定及國防安全帶來隱患。因此，現行生育政策有待調整。
人口政策調整的主要障礙
一是認識問題。人口再生產周期長，人口政策所形成的影響只是將在今后一段時期才會顯現。人口問題事關民族前途和社會經濟發展長治久安，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人口問題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是人口數量，二是人口結構。人口數量失控、總量過大及增長過快會對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壓力，制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樣，人口結構失衡也會給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制約。我國發展始終受到人口這兩個方面因素的雙重制約，只是在不同階段這兩方面制約程度不同而已。當前我國資源環境的主要壓力來自于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長。僅控制人口數量不能有效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關鍵是要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我國人口發展已進入低增長周期，隨著現代化進程推進，低增長趨勢已難以扭轉。日本經濟之所以出現了20年的嚴重衰退，除了房地產泡沫破滅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長期陷入了低生育陷阱，總和生育率處于較低水平，人口深度老齡化、少子化，人口結構長期失衡，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內需不振，財政供給壓力大。當前我國人口發展態勢已呈現低生育、老齡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應該引起必要的重視。
二是擔心人口增長大幅反彈，補償性生育高峰來臨。這一問題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筆者認為，社會轉型對生育會起較大制約影響，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生育率下降是個必然趨勢。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看尤為顯著，這些國家或地區生育率目前處于超低或危險水平。這是因為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及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人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觀念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生活、就業、教育、醫療的成本有了極大的提升，導致人們生育意愿大大降低。因此補償性生育總量不大。
21世紀我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口結構畸形和人口負增長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風險。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也要與時俱進科學進行調整，才能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黨中央于1980年在《關于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鄭重承諾“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當前我國人口生育率長時間低于2.1更替水平，進入了低增長通道。我國青年的生育觀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的觀念，而是自愿少生、適當晚生，對子女數量與性別的追求開始轉向對子女質量的追求。且我國綜合國力已大大提升，資源承載能力得到有效加強，國家承受人口的能力也大大增強。調整人口政策的時機和條件都已具備。
控制人口數量和改善人口結構是一個兩難問題，增加人口會消耗一定量的資源能源，會給環境帶來一定壓力；但若人口增量不適當增加，則會使人口結構性矛盾更加尖銳，加速人口紅利衰減，帶來嚴重的人口負債，制約經濟社會發展。
改進人口政策的幾點建議
我國人口發展已進入新階段，要與時俱進實事求是重新審視人口問題，全面地認識人口問題，客觀分析人口新情況、新問題、新趨勢和新矛盾。要以前瞻的視野和戰略眼光，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未雨綢繆及時對人口戰略和政策作出戰略性抉擇，進一步完善人口與經濟社會政策，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可持續發展，維護人口安全，確保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當前要著重做好以下幾點：
黨和政府要把完善人口政策盡快擺上議事日程及時進行研究部署
人口政策調整是一項事關全局的重大改革，當前推出其受益面最廣，改革成本較低，并且將有助于推動其他各項改革。計劃生育政策是個公共政策，牽涉到千家萬戶的利益，要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深入進行調研論證。
樹立新人口發展理念
我國人口發展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要樹立新的人口理念。一是破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思維，樹立人口是資源的觀念；二是要樹立人口結構優先、兼顧人口數量的發展理念。人口的結構規模要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要與資源環境相協調；三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強化人力資源投入，全面提高人口素質。
構建新人口發展政策體系
新人口發展戰略目標是改善和優化人口結構，實現人口可持續發展，維護人口安全，確保人口結構規模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具體目標：一是促進生育率和生育量回升，生育率由目前的1.5左右很低水平向1.8左右低生育水平回升，確保人口正常的世代更替。二是促進0-14歲人口所占比重由現在的16.5%的嚴重少子化水平向20%左右的正常水平回升，確保人口可持續發展。三是促進新生兒性別比由現在的117水平快速向103-107的正常值回歸，確保人口生態安全。四是減緩老齡化進程；新人口發展政策實施原則：不分城鄉、不分地域、不分民族，遵循權益公平、機會公平及規則公平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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