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民間，能給領導人意想不到的有益啟迪
在臺灣流傳很廣的故事：蔣介石偶爾“出巡”和民眾接觸，行程一定嚴格控管。不只在安全問題上小心防范，還要有專人事前先走一趟路線，吩咐將該補的路補好，破舊不好看的東西移開，而且會一一跟商家叮嚀：萬一“蔣總統”接近詢問貨品售價，不能照實回答，一定得給一個很低的數字。
從一個角度看，蔣介石的權力很大；但換個角度看，他卻連真實掌握臺灣現實狀況的權力都沒有。他看不到臺灣“不方便”的情況，一直以為自己統治的這塊地方就是如同身邊的人替他安排刻畫的那樣。
蔣經國顯然很明白這種狀況，換作他掌握大權時，他就一百八十度地改變了做法。蔣經國出門沒有龐大威儀的排場，甚至自己身上也不穿正式堂皇的衣裝，永遠是一件舊茄克、一雙舊皮鞋。他的行程經常臨時改變，讓周圍的人無法事先準備。到了鄉下城鎮，他就問當地的鄉鎮長有什么特色飲食店，然后直接走進去，坐下來就吃飯了。
沒幾年，當時的“蔣院長”（“行政院長”），就有了遍布全臺灣的“民間友人”。這些人幾乎都是本省籍的小吃店店家，蔣經國反復走訪他們的店，吃他們的食物，然后和他們隨意聊天。因為有蔣經國蒞臨的“加持”，這些本來在地方有名的店家，很快就有了全臺灣的知名度，很多人特別前去拜訪，吃吃蔣經國吃過的食物。
從政治上看，最大的意義則在：蔣經國擺明了不讓身邊的人阻擋、蒙蔽他對臺灣社會的了解。他有完全不受中介操弄的管道，來接觸民情。還有，蔣經國如此凸顯了和他父親截然不同的風格，親民、尊重底層勞動者的風格。
1979年，臺北“春之藝廊”策劃了“洪瑞麟──三十五年礦工造形展”。洪瑞麟是個長期以礦工為對象的特殊畫家，致力于表現礦工勞動上的尊嚴，做這樣的創作選擇，顯然背后有著強烈的社會價值信念。在蔣介石的時代，這樣的信念是犯禁忌的，很容易被告密、羅織為左傾“工農兵”意識形態的展現。主辦者其實是抱著沖擊禁忌的心情籌辦展覽的，誰都沒想到，展覽開幕，蔣經國竟然輕車簡從突然出現在畫廊，而且對洪瑞麟多加贊賞鼓勵。
長期和民間接觸，創造機會讓沒有特別居心，也沒有特別準備的民眾對他即興說話，同時也就培養了蔣經國大不同于蔣介石的聽話方式。1979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情治單位給蔣經國的報告，將之直接定位為“叛亂活動”，一時風聲鶴唳、如臨大敵。當時人在美國，因為寫作披露“文革”情況的小說而備受美國媒體重視的小說家陳若曦，受朋友之托兼程趕回臺灣，見到蔣經國，鼓起勇氣跟蔣經國說了對“美麗島事件”不同的看法。陳若曦強調：“美麗島”不是叛亂事件，蔣回問她：“不是叛亂事件，那是什么事件？”陳若曦沒料到有此一問，情急之下脫口說出：“是嚴重的交通事件！”面對此荒唐一答，蔣經國幾乎失去耐心要送客了。然而接著陳若曦再說了一句關鍵的解釋：“整個事件不是先有暴動，而是‘先鎮后暴’。”蔣經國竟然還是聽進去了，而且為之動容。就是這么一句“先鎮后暴”，改變蔣經國以最嚴厲手段處理“美麗島事件”的決定。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這些“傾聽民間”的經驗，蔣經國會決定解除戒嚴。同樣難以想象的，有了那么多行走在民間，認知臺灣社會當時人民真正的苦惱、需求，蔣經國會不曉得戒嚴的管制與壓抑，有多么令人反感；會不曉得臺灣人民已經多么向往民主。還有，接觸這些活生生的市井小民，而不是讓自己被一群同構型很高的國民黨官僚包圍，真的將這些市井小民當作朋友看待，蔣經國也就不會覺得臺灣民眾水平太低，不能夠擔當自己的主人，為自己的社會福祉做決定。
經常接觸活生生的市井小民，并真誠地借由市井小民維持自己對一個社會的體會與尊重，能夠給領導人意想不到的有益啟迪，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
（作者為臺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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