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公眾聚焦的核心問題是收入分配不公。比如國民在稅負高居不下狀況下，收入分配僅占GDP的40%，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國家水平——其中北京2011年人均GDP80394元，按年平均匯率折合12447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劃分各國貧富程度的標準，北京已經達到中上等富裕國家水平，超過了12276美元的“標準線”。但不少市民依舊感覺在變窮。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除亟待改革的壟斷企業外，工資定價機制由市場決定，近年來，部分農民工甚至都開始用腳投票，成為企業結構性用工荒的一個主要誘因。因此在一次分配中，當務之急是通過制度監管的完善，保障勞資博弈的平衡。
其實，中國社會當前最大的不公存在于二次分配，是國家福利，完全由政府主導。
兩會召開前夕，人民網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兩會十大熱點候選項中，“社會保障”連續第三次蟬聯熱度排行榜榜首。其中89%的網友對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的上調幅度和速度表示不滿，尤其對養老金“雙軌制”頗有微詞。
僅僅由于身處體制內外，中國公民在養老、醫療、工傷、生育、失業、住房等國家福利層面竟分成四大階層：占據塔尖的是公務員、其次是事業單位、再次是企業職工，最后是農民。
這些年高燒不退的國考熱，背后的原因除了權力的魔力，便是完善社保的誘惑。還有一個佐證是：目前我國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28%的費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費率，但8成以上補貼了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
由于國家總體投入不足、歷史欠賬太多，負擔過于沉重，缺乏科學合理的保值增值手段，長期以來，中國養老金賬戶寅吃卯糧，2010年空賬運行金額竟高達到1.3億。
為了減負，政府自2008年啟動5省市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向企業看齊以來，利益所涉阻力重重，改革并無實質推進。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公務員是人民公仆，為何在該犧牲一些既得利益，為改革率先做貢獻的時候，卻將自己體制內親密戰友事業單位職工推到風口浪尖?
在制定政策的人不率先垂范的背景下，改革的真正驅動力先天不足，即使政府此后8年連續上漲了企業退休職工養老金，但其月均1400元的收益與按兵不動的公務員退休金仍有巨大落差。
為此，公眾關于應該公開企、事業單位退休員工資金表，加大企業退休人員工資漲幅，徹底取消養老金“雙軌制”等呼聲此起彼伏。
自從貝弗里奇爵士提出了全民醫保福利的概念之后，在各國政府責任中，全民醫保已經成為國民醫療保障的重要基礎，使全體國民在醫療方面獲得均等化的國民待遇。
目前在中國，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醫保中享受同樣的待遇。所謂國民待遇，本不應劃分職工、居民與農民。而我國的醫療保險卻根據人群的不同，被劃分為：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下稱職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下稱居保)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下稱新農合)”。
而建立在官本位基礎上的特權醫療又加劇了中國醫保的不均衡。
鑒于當前醫療事業重歸公益軌道，社會化醫療體系逐步完善，徹底終結特權醫療的呼聲越來越強烈。于是各地公務員入社保的進程開始提速。
北京市近日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市屬公務員、事業單位等約22萬人取消公費醫療，并入職工醫保。截至目前，內地31個省區市中，至少有24個已取消公費醫療，全部參加醫療保險。其他省份正在逐步取消公費醫療。
目前，很多省市都加大力度推進醫療保險的整合，很多富裕省市如北京、上海、蘇州、無錫都開始推進“三保合一”或者“兩保合一”。但彌合鴻溝不僅需要加大投入，還遇到三項醫保自成體系，在繳費政策、待遇享受、具體措施、辦事規程等方面均不統一等難題。更麻煩的是，如果官員醫療超支，在現行權力運行體制下，肯定會想辦法彌補虧空，結合現在政府預算賬本公開的滯后、預算外資金管理的混亂以及社會監督的乏力，特權醫療有可能會從過去的公開轉為地下。
表面看，中國社保變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但核心都與兩個字有關——權力。
由于總體投入不足、體制變革的滯后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顯得步履維艱，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擴大內需的關鍵掣肘因素——按照國際慣例，政府每向社保投入一塊錢，將拉動十塊錢的消費。由于社保不健全，不公正，全世界最愛儲蓄的中國百姓不是太愛錢，而是不敢花。
目前，伴隨著有些遲來的紀念小平難尋講話熱潮的到來，整個社會改革共識正在形成，爭論集中在節奏：漸進還是激進。
從民生層面，集中體現在實現社保公平上敢不敢于從頂層制度入手，從取消特權動刀，為社會公平正義在民生層面的實現打下堅實基礎。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關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健全，向制度全覆蓋邁出重大步伐，這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要成就”的講話，其實是對民間呼聲的最有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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