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3日下午4時，浙江省義烏市人民法院一位負責清潔的阿姨像往常一樣，細致地清掃著法庭的里里外外。這一天，法院門口一大早就聚集了數百名前來旁聽的村民，法庭上的受審者是大三里塘村的村干部。
常年在法院打掃衛生，這樣的場面清潔阿姨也見得多了。義烏是一個商業和輕工業高度發達的城市，有許多成功的生意人，它的小商品市場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商人。然而，這里卻流傳著“做生意還不如當村干部”的說法。抱著“做生意”心態的村干部走上審判席實屬意料之中。不過，今天的庭審似乎有別于以往，因為法庭上掌聲陣陣，法庭外的村民們也多是跑來支持村長的，“他是個好村長”。這讓清潔阿姨頗感納悶。
“我維護了集體利益，為什么說我有罪？”當近8小時的庭審接近尾聲時，受審者金健富終于情緒激動，高喊起來。因為公訴人認定義烏大三里塘村經濟合作社董事長（相當于村長）金健富、副董事長金允梅等人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建議判處3~7年有期徒刑。
金健富的話激起旁聽村民的一陣掌聲。
被侵犯的“紅線”
金健富口中的“集體利益”是指大三里塘村的一塊用于舊村改造的土地。這塊土地與一個名為御景園的樓盤開發工程毗鄰。糾紛起因是村民懷疑開發商的工地侵入了該村的土地，并且在施工過程中侵擾了該村一個宗族的祖墳地。
大三里塘村地處義烏市的腹地，僅1992年以后，大三里塘村被征用土地面積就多達51萬多平方米。然而，面對低廉的補償款和所剩不多的土地，前幾任村干部對《南風窗》記者說，“大三里塘村村民以前都沒什么怨言。”
相比大幅征用土地，此次爭議地塊只有2000多平方米，被工地侵入的邊界也僅數米之寬，為何激起了村民的強烈抗議呢？
這與村民強烈的舊村改造愿望有關。該村從1996年開始就迫切要求進行舊村改造。舊村改造將根本上改變村貌和村民的生活水平，“舊改后不種田地，可以收房租，老百姓更好過日子。”該村所在社區的黨總支書記龔一陸說。的確，對于已經喪失了大部分田地的村民來說，舊村改造是他們維持長遠生計的唯一出路。跟中國大部分面臨“被城市化”命運的農村一樣，在城市化面前，農民們早就學會了務實的應對方式，他們的要求往往也都不偏執、不過分。
大三里塘村就是如此，爭議地塊是村民爭取回來的第一塊用于舊改的用地，用地邊界在政府舊改規劃圖上用紅線清晰表示，這條紅線是村民眼中不容逾越的“利益紅線”。
由此，當得知御景園工地侵犯了這條紅線，村民們立刻被激怒了。金健富也坐不住了，他與村支書查看了爭議現場后，便召集了黨支部、董事會、監事會三委會議。2010年12月29日，村三委一致決定以“推土做路”為由，推倒建在爭議土地上的工地圍墻，以促使躲而不見的開發商出面協商。
事發后兩周，北苑街道通知村三委成員到街道會議室與義烏市建設局、土地管理局和工地建設方召開糾紛協調會。協調會剛開始不久，義烏市治安大隊便到會議室抓捕了村三委成員。由此，便有了開篇的一幕。
實際上，金健富等人本可不必站在法庭上受審。爭議發生后，該村所在的社區、街道組織了多次協調會。2011年10月14日，在義烏市市委書記黃志平指示下，副市長王奎明到街道與多方一起協調。最接近解決問題的一次是2011年3月6日的協調會。當時開發商與村民之間達成了諒解協議，開發商承認占用了村民土地，承認案值有所高估，并因此向村民賠禮道歉，同意暫時停工。
但是協調會后，開發商的態度蹊蹺地轉變了，拒絕落實會議紀要。公安部門也已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對村三委成員立案，當時村三委成員是在政府出面組織的協調會上當場被捕的，因此村民對協調會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村里提出，除非先撤銷案子，否則不應再談下去。
從那之后，對抗取代了談判，村里的老人們日以繼夜守在工地門口，阻止工地開工。半年多來， 因為擔心釀成群體事件，也為了使征地工作順利進行，該村所在的街道等部門也找過村里協商。金健富等5人被立案后陸續取保候審。據金健富講述，2011年9月份，案子移交檢察院后不久，街道書記施基根找到他，提出說他如果接受“有罪不起訴”，街道可以出面協調。
“有罪不起訴”是酌定不起訴的一種，指“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堅信自己帶領村民維權的金健富無法接受“有罪”的結果，拒絕了這個方案。
雖然施基根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謹慎地否認了曾參與任何協調工作，但多份協調會書面記錄卻顯示，他是主要協調人。到了9月底，施基根又向金健富提出，是否接受“存疑不起訴”，也就是說案件證據不足，不能判斷金健富等人是否構成犯罪，因而撤訴。金健富暫時同意了這個方案，但是回到村里后，有村民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存疑不起訴”后如果發現了新證據，仍可能“秋后算賬”。村民對政府的強烈不信任感又一次左右了他們的決定。他們提出只接受“絕對不起訴”，也就是要檢察院確認他們無罪。
“得罪政府不如得罪村民”
“我是村民選出來的，要和村民共進退，有一個人不同意，我也沒辦法同意。”金健富只好又一次拒絕了第二次撤案的機會。“由于‘絕對不起訴’可能涉及國家賠償問題，公安局和檢察院恐怕很難接受。”楊學林律師對記者說。
協調不成，兩次退回公安部門補充偵查后，檢察院將案子起訴到了法院。 至此，原本并不算激烈的一場土地沖突終于走上了法庭。
經歷了整個事件，作為“首犯”的金健富感到有些委屈。2011年12月22日，大三里塘村民代表大會上，可能面臨3~7年有期徒刑的他說，“現在我已經是遍體鱗傷了。”
實際上，金健富出任村董事長頗似“臨危受命”。他經營著義烏市最大的一家人造皮革公司，年產值上億元。當村長對他并無多大吸引力。
2003年以后，由于舊改沒有進展，村民漸漸喪失了信心，不再同意征地要求。而對政府來說，妥當的程序是先征地，做好總體規劃后，再啟動舊改。因此在前任董事會那里，征地與舊改之間形成了僵局。
作為成功的商人，金健富務實穩妥，村里的老人們便設法說服他參選，希望由他來打破僵局。在義烏一些地方，花錢選村長的事時有所聞。金健富的舅舅吳瑯進曾擔任義烏市區級領導，深諳官場邏輯，曾奉勸他，“如果要花錢就不要去選，你花過錢，就會想回報，有這個負擔就當不好村長。”
事實上，就在1月13日下午，金健富的案子庭審同時，隔壁另一間法庭上正在審理的是義烏市另一個村子村官受賄的案子。十里牌村村支書和村長分別被控受賄68萬和81萬。
面對村民期待，金健富“連一包煙也沒有發過”，高票當選村董事長。他上任后，多方周旋于政府部門和村民之間，小心翼翼地調和“先舊改再征地”和“先征地再舊改”這兩個極端。在他任上，舊改工作終于有了起色。總結上任以來的工作，他對記者說，“政府工作不能不支持，村民訴求不能不滿足。政府與村民中間，我做得很難很難。村民有時候會指責我，政府對我也不是太滿意。”
金健富被起訴后，吳瑯進后悔當年支持他參選了，“沒想到做一個清廉的村官也這么難，得罪官員不如得罪老百姓。”
“如果和開發商私了，或者和上面關系好一點，這個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金健富說。但是這種做法并不符合他的“執政邏輯”：既然是村民選出來的，就要把工作做好；如果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取得村民信任；如果要取得村民信任，就要和村民利益站在一起。
正是這個“執政邏輯”將金健富推到了糾紛的第一線，也將他推上了審判席。“這個環境可能容不下我這樣的村官。”金健富對記者說。
盡管在庭審最后,金健富有些激動，但村民的全力支持還是讓他心里有了底氣。庭審當天一大早，村民們就在法院門口打出了橫幅支持他，大紅橫幅上寫著“金健富是好村官”。
春節前夕，金健富等人再次被收押。春節過后，主審法官蔣曉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判決書正在制作過程中，這個案子要判也可以判了，但是爭議有點大，我們會慎重處理的。”2月22日，此案進行了第二次庭審，將擇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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