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學校針對發生在學生之間，蓄意或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傷害的校園欺凌進行專項治理。《通知》指出，要通過專項治理，加強法制教育，嚴肅校規校紀，規范學生行為，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建設平安校園、和諧校園。

　　關于校園暴力，早已不是新鮮的話題。近年來更是呈現出了頻率增加、結果惡化、殘忍極端、涉事人員低齡化的趨勢。比如，僅2015年媒體報道的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校園暴力事件就有近百起，其中不乏脫衣毆打、肆意侮辱甚至致人死亡的案例。正是因為如此，網友才發出了“如果不是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相信國務院不會輕易開展專項整治行動”的感慨。

　　然而，當細細讀完《通知》內容和翻看了網絡囊括“家庭、學校、社會”的評論以后，筆者并不認為“專項治理”會有多大的效果。其原因有三：從實施主體來看，“校園欺凌”原本就是“各中小學校”極為關注和頭疼的事情，如果能夠從根源上治理得了，恐怕早就治理了；從形式上看，“專項治理”依然是“自查、普查、復查、抽查、督查”的老套路，“階段性”和“一陣風”的跡象比較明顯；從內容上看，依然難脫“專項教育、加強預防、應急處理”的窠臼，缺乏應對復雜問題的具體性措施和創新性手段。

　　平心而論，集中的專項治理整頓的確是見效最快、具有瞬時效應的優先之策。但是之后呢？在學校被束縛住了手腳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家長根本不會管或者根本管不了、執法部門“民不告，官不究”或者多以口頭訓誡了之的大背景之下，誰又能讓那些“惡膽包天”的“熊孩子”回歸乖巧柔順、遠離暴戾罪惡？和諧校園、平安校園是無法依靠“專項整治”來維系的，公平地體現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就要讓惡人受到嚴懲，讓弱者受到保護。事實上，那些被曝光的“熊孩子”的“惡”，并不比成年人之惡來得柔和，如果沒有合適的“枷鎖”對他們進行制約，就極有可能發展成更加嚴重的“惡勢力”。

　　越來越多的老師“不敢”輕易批評學生，“不敢”指出學生在行為規則上的錯誤，這是導致校園欺凌和暴力頻發的原因之一。我國刑法規定“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是導致校園欺凌和暴力頻發的原因之二。沒有懲戒的教育上不完整的教育，過度注重所謂教育原則而忽視懲罰原則，就是在遷就邪惡、放縱犯罪。

　　整治校園暴力，法律決不能做旁觀者。創造出有助于有效治理校園欺凌的社會環境，就要高度關注校園暴力問題，明確校園欺凌受害者的法律救濟和施害者的法律責任，對這類事件中構成犯罪的在校學生嚴懲嚴治。即便是未成年人涉案，也可以當作成人刑事案件審理，按成人標準定罪量刑，以便形成強大的司法震懾。同時，也可按照“共犯連帶”原則，讓那些參與“群暴”的“幫兇”共同承擔責任，以法律震懾的效應遏制“校園暴力”的發生。

　　筆者承認，以暴制暴、法用重典固然也有瑕疵。但筆者也堅持認為，過度保護的結果就是傷害。所以，唯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對典型校園欺凌案件的懲罰力度，方能真正形成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合力，讓各方力量都樹立起“犯法必被懲罰”的規則意識，把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降到最低。（李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