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清明節，江夏區鄭店街青蓮庵村46歲的吳珍桂心如刀絞，幸福山公墓上一座新墓上貼著她獨子的照片，兒子黃康的生命永遠定格在18歲。去年7月16日，黃康因救落水同伴不幸溺亡，吳珍桂想為兒子申請見義勇為的光榮稱號，但被拒絕，讓這位媽媽非常難以接受。同伴遇險自己有施救的義務。武漢市見義勇為基金會的一名負責人表示，同伴遇險自己有施救的義務，只有救了不認識的人才算見義勇為。
因為兒子黃康救的是同伴，母親吳珍桂為其申請見義勇為的計劃泡湯了。這樣的結果，未免有些不近人情。當然，審定見義勇為是嚴肅的事，有嚴格的程序和條件，但是，黃康的救人義舉是毫無爭議的，僅僅因“救了認識的人”而否定其見義勇為性質，這也會影響到我們對見義勇為精神的褒揚。
之前，有過類似的爭議——臨危不懼地救親人算不算見義勇為？有些人認為，危難時刻勇救親人是一種“本能”，這種“義”源自于親情，不應劃到見義勇為的行列。親人間的救助存在這樣的爭議，還可以理解。然而，竊以為，對認識的人施救，哪怕是相互熟悉的人施救，都應屬于見義勇為的范疇，而不該被排斥在“見義勇為”的范疇之外。當然，這其中也是有限制的，比如是施救者負有監護的義務，比如施救者是別人危險的制造者，比如是履行公職的人員等。
我們知道，表彰見義勇為的要點在于褒揚義舉，因此，認定見義勇為應當在“義”的細節上下工夫，而不能拘于“熟人”，特別是當一個人的生命陷入了危險的境地，我們都應積極營救。這個過程中，若有人為此付出昂貴的生命時，這就是毫無爭議的大“義”，就應當被認定為見義勇為，哪怕他們之間是熟人。就黃康而言，結合當時的情景和相應的法律條文，即便是黃康沒有下水救人，也不應負有法律責任。由此可見，黃康救人是義舉，就算有“義務”的成分，也談不上是法律層面上的義務，畢竟，他不是危險的制造者。
竊以為，當一個人以生命為代價去營救另一人的時候，只要行為人以及相應的行為與見義勇為的判定標準沒有明顯沖突，就可以認定為見義勇為。如果公眾都覺得一個人的行為應該認定為見義勇為，卻被拒絕，我們不該反思嗎？眾所周知，認定一起見義勇為事件，見義勇為基金會拿出一筆獎勵資金，那么，筆者有個隱憂：相關機構拒絕認定黃康的見義勇為，是否有獎勵資金上的考量呢？
相關人員嚴格執行判定標準，這沒有錯。但是，舍己救人是非常可貴的品質，更何況，在見義勇為激勵導向變得非常軟弱無力的當下，這個社會更需要正面導向的激勵，審核人員應適當地降低“見義勇為”的門檻。再者，我們也應重新審定見義勇為的判定標準。(黃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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