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企業多減輕一點負擔，讓職工多拿一點現金”，這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16日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五險一金”相關問題時的表態。近期，上海、廣東、天津等多地宣布下調社保費率。
大略地看了一下各地已經出臺的下調五險一金的情況，感覺到有點百花齊放的架勢。“百花齊放”是一個褒義詞，而如果換個角度，就似乎是各行其是、標準不一了。
一是，作出下調五險一金的主體不一致。上海、廣東、天津、云南、甘肅、江蘇都是以省市統一下調的，但浙江杭州、福建廈門卻在本市發布了下調的決定，將來的模式是全省統一，還是在省級下調決定之后，各市還可以再次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甚至可以突破省里的規定？
二是，下調五險一金的具體內容差別較大。總體上看，廣東、天津、云南、甘肅主要是下調了生育、工傷、失業三個小險種的費率，江蘇僅僅下調了一個失業保險費率，由現在的2%降至1.5%；而上海則真正下調了養老費率和醫療費率。
三是，下調五險一金對職工增收的結果不明顯。一方面，大部分省市下調的都是企業繳納的部分，基本上不涉及減少職工繳納的問題。另一方面，即使廣東、云南等地降低個人繳費費率，其實際效果有限。
如果上述做法在全國得到復制，我估計此次下調五險一金的“運動”肯定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后草草收兵：大多數省市不下調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最后拿生育、工傷、失業三個小險種開刀，選擇其中的一兩個險種，下調一個半個百分點，最后讓企業少繳幾十元，職工也少繳幾十元，用這種“象征性”、“意思賬”的做法去應付門面，交代輿論，由于參保人數眾多，報出來的總數卻是少繳了多少個億，廣大職工難免有一種被忽悠的感覺。
我覺得，對于此次下調五險一金的工作，應該及時發現已經出現的問題，加強指導和糾偏。一個問題是，必須抓住下調養老保險這個重頭戲。中國社保體系主要由“五險一金”組成。其中，養老保險總費率28%、醫療保險8%、失業保險費率2%，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由單位繳費個人不繳，工傷保險平均費率為0.75%，生育保險的平均費率為不超過0.5%。人社部負責人早就指出，我國5項社會保險費率中，主要是養老保險費率偏高，而其他4項社會保險費率之和在12%左右，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下調五險一金的重點應該在養老保險，而不是在其他保險的“針尖上削鐵”。作為人社部，應該提出下調養老保險的具體措施，專家指出，經過測算，養老保險若實現“統賬分離”，可以降低8%的費率。
另一個問題是，人社部應對各地下調五險一金提出具體的指導意見，包括下調的原則、要求、范圍、比例等，最后達到什么樣的效果，還應該包括確定下調的程序，如何討論、測算、公示、決定，而不是由人社廳和財政廳的官員研究、領導拍板定案。應該看到，下調五險一金的工作，各省情況差異很大，國務院要求各省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是說，不需要進行指導，應該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則，權力應該在一個籠子內運行，而不能信馬由韁。須知，像下調五險一金這些直接關系到政府利益的工作，如果沒有明確的硬杠子，聽任地方政府自己決定，最后不“走形式”才怪呢。
應該說，只由地方決定，國家有關部門放棄指導，我們是有教訓的。就在前不久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修訂過程中，地方修法的已經有13個省市出臺，山西、福建、上海三地延長了婚假，山西的婚假延長到30天，其余10個省市區都廢除了晚婚假，只剩下了原來法定的3天婚假。同是中國公民，婚假相差10倍，這是沒有道理的，也無法向人民交代，這里的原因就是國家衛計委沒有對地方立法提出指導意見，不能不說這是此次立法的瑕疵。
有鑒于此，人社部應該對地方下調五險一金提出原則意見，根據不同省市實行分類指導，而不能把放手變成撒手，最后發現問題再來糾正，甚至發現了問題也聽之任之。（殷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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