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新聞發言人王國慶表示，去年中國經濟增速盡管有所放緩，但是放在全球這個坐標系上看，可用“鶴立雞群”來形容，而且總體“氣質”仍然很好。這一表述與李克強總理所說的“形有波動、勢仍向好”是一致的，都是在說明一個基本問題——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有后勁，短期回旋有余地，不存在硬著陸的可能，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對“中國經濟光明論”，一些人不以為然，或者認為中國債務負擔過重，經濟增長不足以沖抵債務；或者認為過剩產能難以化解，失業人群將拖垮大局；或者認為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養老金缺口無法彌補；還有的認為地方政府離開土地財政就活不下去，公共開支將無米下鍋，等等。筆者認為，這些單向度的思維模式違背常理，極其懶惰，同時值得警惕。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說法與唱空中國論是異曲同工的。
毫無疑問，如果視中國居民的高儲蓄率于不顧，視中國政府（含中央和地方）的低負債率于不顧，視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于不顧，視中國東中西部階梯式差距于不顧，視中國巨大消費潛力于不顧，視中國與周邊國家重大貿易機遇于不顧，視中國人民的勤勞特質于不顧，視中國的體制優勢于不顧，就有可能跌入“思維陷阱”，即認為眼前的困難堆積如山，不可逾越，只能讓問題自由落體，只能坐等危機爆發。走出思維陷阱，就要全面看問題，堅定找出路。前述八大優勢是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重要資源和重要抓手。
所以，“中國經濟光明論”并非盲目樂觀，而是高度重視困難和問題，同時努力尋找出路，敢于走出新路。它與“悲觀論”所不同的是，認真研究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因素，而不是單向度思維。
毫無疑問，過去37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較快，補償性發展、投入性發展、擴張式發展成為主要模式，積累下了一些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的矛盾和問題。盡管如此，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對以上“四個沒有變”的認識也是雙向的、動態的，而不是僵化的、停滯的。“四個沒有變”是指總體性、趨勢性的判斷；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四個沒有變”的內涵、條件、結構、樣式也都發生了一些變化。我們要在“變”與“不變”中調整結構、轉換動力、形成合力、完善機制。
筆者認為，我國經濟增速減緩，進入結構調整的攻堅期，經濟數據喜憂參半，并不奇怪。這就好比一個風塵仆仆的趕路人，放慢一點腳步，整理一下裝備，是正常的。而且，這個趕路者的氣質好、素質好，在經過了漫漫長路的歷練后，見識增多了，具備了優化裝備、優化道路的能力，是很強的優勢。試想，如果沒有改革開放37年的經濟總量的積累，如果沒有市場化改革和社會保障的支撐，我們又如何能具備抗更大風險的能力？
當前我國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大幅度下降，傳統經濟的生產效率不高，靠投資拉動增長的邊際效應遞減。一個不可忽視的大背景是，全球經濟普遍出現減速趨勢。中國經濟一方面要順應大的趨勢，一方面要通過改革和調整實現自身新的平衡。針對這些主要問題，從2013年以來，我們已經啟動全方位調整戰略：從開辟多元化國際貿易空間來說，推進“一帶一路”戰略，調整對美國、歐洲等主要貿易伙伴的合作戰略，加大對外投資力度；從國內投資來說，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促進民間投資，以“中國制造2025”實現政府投資和社會投資雙贏。
目前，包括高端裝備制造業、信息技術產業、文化旅游消費等領域已呈現出新的增長點和爆發點；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打開了區域和國際發展新空間。2016年，在消化過剩產能的同時，可以加大基礎設施和制造業投資；房地產消費有望保持回暖態勢，非居住類中高端消費繼續升溫；減稅降費將助企業提高績效，并購重組將優化產能結構。
今年，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人口戶籍改革、城市發展改革、農村土地改革、關鍵領域價格改革以及行政體制改革、司法改革、社會管理改革等有序推進，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將亮相。
隨著改革組合紅利陸續釋放，2016年乃至整個“十三五”規劃時期，中國經濟仍可以保持超過6.5%的增長水平，中國仍將擔當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董少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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