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童名謙案有理由成為糾偏職務犯罪輕刑化的一個標本和示范，對于瀆職等職務犯罪來說，不因中央領導的重視和關注而能實現罪刑相當，那才是真正的制度化公正。
北京市二中院18日對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玩忽職守案作出一審宣判，對童名謙以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此前，童名謙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這位“官場老好人”系十八大后首個因“玩忽職守”被雙開的省部級高官。
依照檢方指控，童名謙所犯的“玩忽職守”，主要集中在他任湖南省衡陽市委書記期間。其時，衡陽發生嚴重賄選事件，童接到多份舉報卻未依紀依法嚴肅查處。與眾多落馬的“大老虎”動輒涉案金額上千萬元相比，童名謙領刑好像有些“委屈”。他只是“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而已，在法院的判決中，并無對童名謙經濟方面的指控。
在一些媒體報道中，童名謙被湖南政商界人士給予了相當一致的評價：謹小慎微的老實人，有“官德”而無官威。像童名謙這種“不落腰包的腐敗”通常被認為只是“能力問題”或“決心問題”。
輿論中有人為童叫屈，甚至認為犯不著把這位“官場好好先生”以刑罰伺候。同時，支持對童名謙這種庸官予以嚴懲的聲音也不少。觀察這些看似迥異的網絡民意，其指向不同的背后，實質均是要讓貪腐瀆職官員罰當其罪，并希望司法機關杜絕選擇性司法。
事實上，“玩忽職守”等官員瀆職行為雖為“不落腰包的腐敗”，但瀆職犯罪帶來的危害，卻并不亞于貪污賄賂。2010年9月7日的《人民日報》曾援引廣東省檢察院5年來查處瀆職案的數據披露，瀆職犯罪造成的經濟損失17倍于貪污。以童名謙案來說，正因為他的不作為才使得衡陽賄選案從小到大，最終發展為波及面極廣的大案。用官方的評價來說，童的行為“使省人大代表選舉賄選大面積蔓延，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別重大的損失，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衡陽賄選案對民主制度的傷害，對黨風政風的腐蝕，對官民關系的撕裂，這種種危害后果又豈能用金錢來簡單衡量。
與以往瀆職犯罪的普遍輕刑化相比，童名謙的判罰算是“重”的。最高檢察院曾在一次專項檢查活動后披露，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占69.7%。若再具體到玩忽職守罪，免刑和緩刑的比例還要高。但存在并不等于合理。否則就沒有“兩高”這些年來在遏制職務犯罪輕刑化上的種種糾偏舉措了。從童案來看，5年判罰之“重”才更符合立法的本意。而且，5年徒刑已是酌情考慮了童名謙有自首和悔罪情節之后的結果。單純依其犯罪情節和危害后果，刑期可能還要更長。
中國是個成文法國家，個案的判罰并不成其為判例。在理論上，童名謙案的判罰也只是個案。但童名謙案有理由成為糾偏職務犯罪輕刑化的一個標本和示范，對于瀆職等職務犯罪來說，不因中央領導的重視和關注而能實現罪刑相當，那才是真正的制度化公正。（王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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