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9月,“案件”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關鍵詞。從薄熙來到雷政富,從楊達才到龔愛愛,從王書金到李某某,多起熱點案件扎堆進入庭審或宣判階段。“審判月”,成了一些媒體對這個月的總結。
大案要案、焦點案件在一個月內密集進入公眾視野,近年來罕見。在審判過程中,不少案件采取公開透明的方式,成為法治生活中的亮點。對庭審進行文字和圖片直播,讓公眾一睹案情細節,借助微博等公共平臺展開討論,這種走向透明化的司法實踐令人印象深刻。
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熱點案件審理公開,一方面帶來了司法體系自身的完善。擯棄“神秘主義”,保障當事人和公眾知情權、監督權,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保證審理和判決的公正,進而樹立法律權威和司法公信。另一方面,案件的公開也是一堂普法課。嫌疑人到底觸犯了哪些法條,哪些是可以“從重”或“從輕”處罰的情節,什么是“自首”“立功”表現,法院對控辯雙方意見的采納狀況,諸如這些專業性內容開始為人們所了解和理解。以案解法,抽象的法條也可以生動地傳達。
在看得見的進步之外,不乏遺憾和需要改進之處。比如,有些案件雖然依法在公開度上有所限制,但必要的信息披露,要么不夠充分,要么姍姍來遲,信息不對稱的結果,是猜疑滋生,加重公眾對案件公正審理的擔憂。又比如,一些案件仍存疑問,需進一步回應社會關切。“表哥”的表、“房姐”的房,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法律上又當如何認定和處理,尚無明確的答案。
正如法學專家指出的,任何案件的發生,都是人類生活的反映。這些集中在一起的不同案件,反映了轉型期社會問題與矛盾的復雜性,從個體違法作惡的案例中,可以窺見更為深層的社會癥結。
每一個案件都是一個問題樣本。丁書苗案所暴露的官商勾肩搭背、權錢交易、結成利益同盟等問題,說明監督和制約權力、用制度壓縮腐敗空間,還需更加給力。摔童案,隱藏著社會中的暴戾之氣,反映了社會心態和社會交往中的一些負能量,這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種社會“心病”,需要包括法治在內的文明力量一起療治。而處于輿論漩渦之中的李某某案,則是名人教育弊端的一次劇烈爆發,提出了在物質豐裕、生活優越背景下,從家長到學校如何“立德樹人”的重要課題。
隨著法槌一次次落下,一個個案件塵埃落定,輿論的聚焦點也將漸漸移向別處,但案件的落幕,并不意味著反思和改進的終結。無論是司法公開的進程,還是破解案件背后的社會問題,都需要再接再厲。
(評論員 陸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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