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代》是正在上映的由郭敬明導演、編劇的電影。關于這部電影的風評，分歧很大。一花一世界，文學藝術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人類對于客觀世界、心靈世界、理想世界的一種表達維度。十八九歲大學生的生活世界是電影《小時代》的取景場域，“80后”作家郭敬明雖年歲增長，從小說、雜志到電影，唱的依然是“青春調兒”，并且再一次聰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標受眾——數量龐大的青少年群體。幼稚和單純、熱情和盲目、生動和做作，是青春文藝的雙面膠。同理，非理性、類型化、跟風，是郭敬明作品、瓊瑤小說、汪國真與席慕蓉的詩歌、小虎隊音樂等不同時代青春文藝流傳的本質。青春有自己的屬性，無罪可原。但是《小時代》卻讓很多人看到了青春之外的東西，產生了無法擺脫的不安。
就文藝作品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一種記錄”而言，電影《小時代》以及主創者接受采訪時的胸臆直白，無比真切地表達了思想解放、物質財富迅速積累之后，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虎視眈眈和一往無前的力量。物質是生命和生存的基點，美和價值也極大地依賴物質甚至存在于物質之中，今天，從理性和哲學的層面，我們都不會也不必諱言物質創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取之有道的財富，幫助我們獲得尊嚴和體面，但是一旦對于財富的炫耀和追求，成為一個社會較大人群尤其是已經擺脫貧困的知識分子的終極目標，一個社會先知先覺階層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向世俗和世故下傾，整個社會的思想面目勢必“喜言通俗，惡稱大雅”。
在中國社會物質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文藝作品對于物質和人的關系的探索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但探索如果僅僅停留在物質創造和物質擁有的層面，把物質本身作為人生追逐的目標，奉消費主義為圭臬，是“小”了時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史學家錢穆說中國知識分子遠從春秋時起，便以“在世界性社會性歷史性里，探求一種人文精神，為其向往目標的中心”，知識的功能雖表現在知識分子身上，而知識的對象與其終極目標，則早已大眾化。將理想生活和知識對象致力于人文之共同目標，一切的追求和發展，都是工具和階梯。今天，中國許多知識分子“言必稱西”，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以大化小，是對個性和個體人發展的剝奪和壓迫。但他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常識：強調發展個性、發揮個體人的天賦特長的西方社會，對于個體的尊重和對于他者即社會大群體的尊重和奉獻，通過宗教的層面上升到價值領域并獲得共識、付諸實踐。個體的“小”存在于社會歷史的“大”之中，工具性的物質服務于本原性的思想和精神，因此，才有范蠡襄助越王勾踐玉成其事引艷羨，無人屬意陶朱公；才有書生李白“千金散盡還復來”，豪氣干云，引無數名士競折腰；才有愷撒“赤條條走進墳墓”，英雄的故事已經雕刻成不朽的史詩。立功，立言，立人，哪一樁是把個體的價值捆綁在物質的戰車上？
青春可掠單純之美，但幼稚是她隱形的傷疤。幼稚之人或有美感，文藝的幼稚和淺薄階段則是必須超越的。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時代》們，或者因為票房有利可圖，就無條件地縱容《小時代2》、《小時代3》的出現，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引導社會思潮，小時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時代、大世界、大格局，個人或者小團體的資本運作或許成功了，但是一個時代的人文建設和傳播卻失控了。作家和藝術家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類別，是中國社會人文精神的建設者，也是人文精神的傳播者。作家、藝術家身處豐富、深刻、復雜、變革的大時代，人類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個體人的命運，哪一樣不是現實社會和現實人生？政治、經濟、文化，哪一樣不值得去為歷史立題？文藝創作實踐是個體性行為，文藝創作的功能卻具有公共性，文藝創作無視大的人群，無視創作底色的世界性、歷史性和社會性，是對作家、藝術家自身職責的放棄，也是對時代、歷史的傷害和不公道。
作家和藝術家是“歌者”和“言者”，所以在古希臘人的眼里他們是特殊的人群，是上帝與人類溝通的使者，他們是人類世界里具有特殊觀察力、思考力和表達力的人，他們的存在，使人類具有消解迷惑、擁有希望的通道。因此，真正聰明的作家和藝術家，不僅能夠在五光十色的生活和豐富的大時代里敏銳地捕捉到具有特殊意義的形象，而且能夠通過細膩的甚至微小的形象，表現、折射、反省、記錄生活的深處和人性的深處，建構創作的景深。創作的景深取決于創作主體的修養。題材本無貴賤輕重，在一個修養深厚情懷壯闊的創作主體視野里，個體是群體的縮影，側面是正面的延伸，角落是中心的背景，文藝創作每一個細節的選擇和確定，都應該是形象的社會本質意義的擴大和加深。
矯枉過正是我們常常會犯的毛病，走過貧窮和物質短缺年代，進入物質相對豐富的時代，對于貧窮的恐慌更加強烈，物質占有的欲望更加迫切。“凌空高蹈”之不言已久矣。普通人或可目光和目標向下傾，作家和藝術家不能不為時代唱大風。作為先知先覺的人群，作家和藝術家要有勇氣、有才華，更要有情懷、有格調。沽名釣譽、追名逐利者請出列，渾渾噩噩、碌碌無為者也請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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