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精神衛生法》已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寄予著人們無限厚望的《精神衛生法》能否達到人們的滿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個方面——規范鑒定程序，避免“精神病冤案”的發生；加大財政投入，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的治療以減少傷人事件。只有這樣，才能在關心呵護精神障礙患者這一特殊人群的同時，使公共安全更加有保障。
規范程序避免“被精神病”
近年來，各地“被精神病”事件多次被媒體曝光，一次次讓我們看到，將一個正常人變成“精神病”竟然如此輕而易舉。精神障礙的治療不同于其他疾病，患者入院多是非自愿的，治療過程中還可能被采取一些強制性措施，為防止意外甚至需要被施以人身約束或隔離等。所有這些治療特點決定了，如果不加以法律規范，就存在被濫用的危險，甚至可能對無辜的人造成不可估量的傷害。法律的失語、程序的失范，使得精神障礙成為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名詞——一方面，游走于街頭鬧市的精神障礙患者使人退避三舍；另一方面，某些正常人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的報道令人惶恐不安。
刑事訴訟過程中的精神障礙鑒定主體已有明確規定：必須由有省級政府頒發的資格證書，或者指定的專業醫療、鑒定機構進行。但規定同樣僅限于刑事訴訟，民事訴訟領域依舊一片空白，由此直接導致了這樣一個問題：精神障礙鑒定應該遵循怎樣的規范程序？鑒定者應當具有怎樣的專業技術要求？如果鑒定結果失實，如何劃分責任歸屬？最后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對于那些被鑒定為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應當如何處置？處置方案是否應多方征詢親屬意見，以及住院期間患者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
顯而易見，消除這些問題需要法律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以《精神衛生法》的頒布實施為標志，精神障礙患者的住院治療自愿原則得以確立，診斷和治療的資質范圍得以明確，這對于保護公眾正當權利，避免“被精神病”無疑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加大投入完善救助機制
如果說上述內容是為了避免“精神病冤案”發生的話，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的治療對于維護公共安全同樣重要。因精神障礙易復發、治療開銷大，大部分治療費用又都由患者本人或家屬負擔，因此許多患者及家屬由于無力承擔高額的費用，而普遍采取消極應對的態度，從而對社會的安全構成威脅。出于公共安全的考慮，我國已于日前逐步推廣實施艾滋病免費治療措施，出于同樣的考慮，有必要對那些無力接受治療的精神障礙患者實施免費治療，而這首先需要政府部門加大經濟投入，完善救助體系。
在地方探索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基礎上，《精神衛生法》明確規定，有關部門應當組織醫療機構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免費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相比起預防“被精神病”事件的發生，免費救治精神障礙患者同樣意義深遠——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及時有效的治療，不僅是保障這一特殊群體免受疾病折磨，同時也是為了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免受情緒失控者的傷害。從維護公共安全的角度而言，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
近年來，呼吁精神衛生立法之聲日漸強烈，《精神衛生法》的從無到有本身是一個巨大進步。不過，寄予著人們無限厚望的《精神衛生法》能否達到人們的滿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個方面——規范鑒定程序，避免“精神病冤案”的發生；保障財政投入，減少精神障礙患者傷人事件。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公眾免于恐懼，從而在關心呵護精神障礙患者這一特殊人群的同時，使我們的公共安全更加有所保障。
法律仍需細節完善
對于《精神衛生法》來說，要解決的最核心的問題是：精神障礙患者必須得到救治，而正常人不能“被精神病”。不過，有些問題仍需進一步搞清。
首先，“嚴重精神障礙”是一個法律名詞而非醫學名詞，它的表述十分模糊。哪些精神障礙癥狀屬于嚴重范疇，在目前的法律文本中都沒有明確規定。
其次，法律規定已發生傷害自己或他人的行為可進行強制治療。要想完全防止“被精神病”，不僅需要自愿原則，還需建立處罰機制，對于那些隨意以精神障礙為由非法關押普通公民的人，要追究其法律責任。
此外，《精神衛生法》規定：監護人不同意的，醫療機構不得對患者實施住院治療。但監護人不是職業醫生，看護能力有限。如果監護人執意不同意精神障礙患者接受治療，公眾安全如何保障？
這部法律的實施，標志著精神衛生工作進入法治化管理時代。但法律的出臺不是終點，關鍵在于如何執行和落實。要想完全解決問題，還需出臺更多細則予以補充。（評論員 趙志疆 實習生 焦碧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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