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傳達出的反腐決心與意志，正在引領新的一輪反腐浪潮。而“表哥”“房叔”“房姐”“房祖宗”的不斷出現，也在倒逼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付諸實踐。但從現實來看，情況還不容樂觀。浙江慈溪市紀委常委楊智峰曾對媒體表示，推行官員財產的徹底公示，也要考慮社會接受度的問題，他承認目前收入差距較大，會顧慮官員財產網上徹底公示后，引起社會反彈，帶來不穩定。（1月28日《瀟湘晨報》）
“引起社會反彈，帶來不穩定”，這種說法很有代表性，幾乎可以適用于社會的任何一個領域。從具體語境看，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目前收入差距較大”只是一種很模糊的說法，至于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公眾只能想象和揣測，而無法坐實。因此，官員財產公開還是不公開，公開得徹底還是不徹底，對公眾造成的心理沖擊肯定是不一樣的，而由此“引起社會反彈，帶來不穩定”，未嘗不是一種可能的結果。
問題是，官員財產公開一定要以社會反響良好、公眾情緒穩定為前提嗎？任何一項改革都是對未知的一種探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種不確定性。社會接受度當然是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但決定改革與否的唯一和決定性因素，從來都是改革本身的科學性和現實必要性。從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到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當年也不乏“帶來社會不穩”之類的擔心和非議，但事實雄辯地證明，正是這些大膽地突破和思想的開放，才有了今日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而就官員財產申報而言，無論是其他國家的實踐經驗，還是近些年來的網絡反腐，都足以表明推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迫切性。如果凡事都以“引起社會反彈、帶來不穩定”這種假設性的前提作為借口，那么最好什么事都不用干，社會也無法進步。
必須厘清的是，官員財產公示與官員財產狀況，完全是兩回事。前者而言，除了官員群體，普通民眾舉雙手歡迎，而對于后者，無論公開與否，現實都已經擺在那里，越是不公開，公眾就越會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對社會穩定的傷害越大。客觀地說，公眾對官員財產信息不透明的擔憂，要遠大于官員財產與民眾“差距較大”這個事實，因此，公開是緩解民怨、進而促進社會穩定的唯一途徑。以“社會不穩定”為由拖延或者拒絕推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實屬本末倒置。
事實上，“徹底公開或致社會不穩”是一個典型的偽命題。一方面，這有“代表”民眾說話的嫌疑。官員財產徹底公示有沒有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只能以事實為依據，民意最有發言權，而絕不是官方的主觀推測。其實經歷了這么多的反腐事件，尤其是近期貪腐高官頻繁落馬以及“房姐”、“房叔”、“房祖宗”的出現，公眾對官員財產的接受程度恐怕已經遠超官方的想象。另一方面，所謂“社會不穩”也是一個需要重新定義的概念。鑒于現實，徹底公開官員財產，確有可能引起比較大的社會反響，但充其量只涉及對官員階層的評價，而絕非社會動蕩，這其實是一種正能量，勇于直觀這種“社會不穩”，恰恰是政府展示自信的機會，也是社會發展的源動力。
杞人憂天的“徹底公開或致社會不穩”，暗含一種愚民思維，自以為是地認為眼不見心不煩，只要把民眾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這個社會就穩定了。在網絡時代，這不僅是對公眾智商的嚴重低估，也是對社會穩定的極大誤讀。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這并不可怕，一個良性發展的社會需要的是一種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動態穩定，而非依靠屏蔽問題堵塞民意而人為制造的靜態穩定。不客氣地說，一些人所擔心的并非常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不穩”，而只不過是自己的名譽的不穩、官位的不穩，乃至黑色收入的不穩罷了。（吳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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