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拔現役運動員為干部，是提前透支運動員退役安置政策，其實質不在于解決運動員退役的后顧之憂，而是把干部身份、事業單位編制當成“獎品”，以激勵運動員繼續摘金奪銀。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黃穗事件”讓“官員化的優秀運動員”這一特殊群體進入人們的視線。這其中不乏在領導崗位上做出成績的成功典型，但身在其位不謀其職的也大有人在。
報道顯示，田亮、郭晶晶等多位優秀運動員退役之前就獲得“官銜”，他們從事訓練多年沒有履職。2010年，山東省體育局一次性提拔了9位奧運冠軍為副處級領導干部。但這些運動員兼體育官員的履職情況，也面臨同樣的考問。
“黃穗事件”揭開了事實的一角，讓大家看到了很多地方運動員退役安置的失序與荒誕。提前透支運動員退役安置政策，已成大行其道的“潛規則”，其實質不在于解決運動員退役的后顧之憂，而是把干部身份、事業編制當“獎品”，以激勵運動員繼續摘金奪銀。
關于退役運動員的安置，從國家到地方均有相對完善的制度。比如，很多地方明確規定，凡獲得奧運會、世界錦標賽、世界杯賽、亞運會獎勵名次等條件的優秀運動員，由本人提出申請，經有關部門審核后，按干部進行就業安置。
很多優秀運動員為國家做出了貢獻，有些運動項目市場很小，妥善安置這些退役運動員合情合理。將合適的運動員安排進體育事業單位，并聘任為處級、副處級的管理人員，也合乎國家事業單位以及體育事業單位崗位管理的有關規定。
而“黃穗事件”所暴露的最尖銳的問題就是，現役運動員能否被聘為體育事業單位的副處級官員。
據2007年人事部下發的《關于體育事業單位崗位設置管理的指導意見》，在體育事業單位中，優秀運動員崗位與管理崗位并列管理。因此，優秀運動員的聘用和退役安置屬兩個范疇。而且指導意見也明確規定，“體育事業單位人員原則上不得同時在兩類崗位上任職，因行業特點確需兼任的，須按人事管理權限審批。”這也就是說，運動員同時兼任副處級的情況是不允許的，如果要破格的話，也應該屬于“確實需要”。
因而，提拔這些現役運動員為副處級干部，究竟有多少是管理工作的“確實需要”呢？田亮、郭晶晶、黃穗等人被提拔為當地某一運動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之后，都很少上班。這能算“確實需要”嗎？至少在公眾看來，這些單位的領導編制很富余，并不需要這些奧運冠軍們來搞管理、抓訓練。
所以，嚴格按照有關規定，任命現役運動員為體育官員實在“沒有必要”。盡管，在一些地方體育部門看來，“副處級”待遇是早晚要給的，晚給不如早給。但是，這恰恰異化了運動員退役安置制度，純粹是將“官銜”當成“獎品”獎給了運動員。而且也沒有充分尊重運動員個人的意愿，因此，才會有黃穗的“失蹤”，田亮等人的長期“缺崗”。
而更惡劣的在于，這一做法違背了競技體育精神，制造了體育倫理的悖論。試想，在國內賽場上，一個人既是運動員又是體育官員，那讓裁判如何打分呢？
副處級運動員之怪現象，責任主要不在運動員，而在地方體育部門。有關方面，應該對此進行調查，并予以規范。
新京報評論員 于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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