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 知名財經評論員
中國的第一輪改革接近尾聲，第二輪市場化改革方興未艾。在改革轉型期，三大標志性紅利———出口紅利、外貿紅利與成本紅利———逐漸消失。
經濟數據對實體經濟的轉型困境發出嚴重警告。
中國工業企業今年前兩個月利潤出現下降，國家統計局3月2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凈利潤同比下降了5.2%，這是2009年以來首次出現類似的大規模利潤下滑。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跌幅更大，同比下降了19.7%.雖然數據下降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統計口徑調整有關，但上述數據仍然反映了中國實體經濟的艱難處境。目前實體經濟的困境已經從制造業向資源性行業、從中小企業向大型企業蔓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競爭性行業的景氣，壟斷行業就失去了寄生的主體。
與以往不同，政府不可能動用貨幣刺激、擴大出口、增加投資等方式大規模拉動經濟。
首先，中國的貨幣紅利正在消失。從2001年開始，中國出口上升外儲增加，導致基礎貨幣與廣義貨幣發行量激增，十年內廣義貨幣發行量上升4 .5倍左右，投資經濟與資本與貨幣市場泡沫由此而起。
政府不可能再采用激進的貨幣政策拉動經濟。國內通脹壓力居高不下，不論C PI數字如何，從青菜、豬肉到煤電水氣價格的上漲趨勢不會改變。隨著人力成本的上升，C PI壓力在未來數年難以下降。并且，資金的使用效率降低，拉動單位G D P所需要的資金量越來越多，邊際效率越來越低。1998、1999年，拉動一個點的G D P需要3個單位的刺激資金，現在則需要5到7個單位的資金。在制度不變的前提下，繼續大規模發展投資經濟，因為投資效率會變得極低，有可能換來的是惡性通脹。經濟下行，而央行對動用貨幣手段刺激經濟猶豫再三，根本原因就在于貨幣使用效率下降。動用貨幣手段，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其次，中國外貿紅利快速消失。
今年2月，中國貿易逆差高達314.9億美元，創下至少近10年來的中國最大單月貿易逆差。另據2月10日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經季節調整后的今年1月份中國進出口、出口和進口的同比增速分別為6 .2 %、10.3%和1.5%.
出口企業的訂單印證了出口疲軟。3月份匯豐PM I初值為48.1%，創下四個月低點。其中，新訂單指數降至46.1%，新出口訂單指數降至48.7%，低于50%的分水嶺。匯豐P MI樣本側重中小企業，且更多覆蓋出口，因此可以解讀為我國出口的先行指標，數據顯示，出口前景不容樂觀。
即使花大力氣，能夠保證進出口增速平衡，2001年中國加入WT O開啟的大規模的外貿紅利時代也已經一去不復返。商務部部長陳德銘預計，今年外貿是可以實現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全年增長10%左右的目標，但也是要通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實現的。
中國曾有過高速的出口期，據海關統計，2001-2010年的10年間，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從5096 .5億美元增加到2 .973萬億美元，增長483.3%，其中，出口貿易額由2661億美元增加到1.578萬億美元，增長幅度為493%；進口貿易額由2435.5億美元增加到1.395萬億美元，增長幅度為472 .9%.以外向型經濟的出口重鎮東莞為例，2010年東莞外貿進出口總額是2001年的3.5倍，年均增速達14.9%，除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外幾乎入世10年都是保持兩位數的增速。不僅如此，借助外貿，中國還形成了圍繞中低端制造業的完整的產業鏈條。
現實是，中國出口產品遭遇內憂外患，外患表現在各種形式的貿易摩擦增加，內憂表現在產品成本上升，信用下降，不能掌控定價權。
第三，低成本紅利消失。
中國的低成本加工業曾經被視為血汗工廠而大加撻伐，中國工人的低薪是中國發展出口業的引擎之一。現在，不必再費口水，引擎自動熄火。這是中國產業升級、建立保障體制的必然結果。
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先生的數據，2010年全國有30個省區市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增幅大約在24%.2011年，全國共有24個省份年內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2%.全國31個省份開展了企業薪酬試調查。27個省份發布了2011年度工資指導線，基準線多在14%以上。預計2012年也將達到同樣的增速。
支撐G D P增速的引擎貨幣，支撐中國實體經濟的外貿、成本紅利消失，支撐中國投資、金融杠桿的房地產等行業下行，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要靠新引擎，沉浸在舊時光中無法自拔，只能延緩改革的進度，讓局面更加惡化。
30年前，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實踐，使中國在一段時間內有效地解決了三農困境，激發小崗村式的提升效率的制度紅利，是下一輪改革的突破口。中國發展消費經濟，應該與城市化進程中培育中產階級同步，以培育穩定的國內消費群體，這是平衡投資經濟與消費經濟的關鍵，需要戶籍制度等方面的大力推進；最后，在資金、礦產等核心資源領域逐步找到符合中國市場的定價模式，打破壟斷使資源企業與制造企業共生，而不是由資源性企業以壟斷的方式抽血。最后，也是最關鍵的是，發揮市場力量、政府監管、獨立的法律，三重紅利疊加，才能找到未知的光明之路。
新一輪市場化紅利、制度紅利，才能填平舊紅利消失之后形成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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