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哈爾濱醫科大學一名未成年患者持刀砍死一名27歲實習醫生。據悉，該男子患有強直性脊柱炎，同時患有肺結核。醫生建議他先治好肺結核后再行治療，但該患者認為醫生不給他看病，隨即心生不滿，于是釀成慘案。隨后，在某網站一個6161人參與的調查里，4018人對此表示高興。專家稱，醫患矛盾有政府指導的失誤，有社會誠信的下降等因素。白巖松表示，媒體要反思，在報道當中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是在鼓勵仇恨。（3月26日央視）
很顯然，就事件本身而言，這并不是一件由醫患糾紛引發的事件，而是帶有偶然性的，因為誤解而產生的暴力事件。但對此表示“高興”的人如此之多，卻也說明這一事件之所以發生，在偶然的背后仍然有著必然的邏輯。
雖然在醫療事故導致的醫患糾紛中，醫療事故給患者及其家屬造成的痛苦值得同情，不良醫生收紅包、庸醫誤診也需要譴責，但在法治社會，以“鬧”的方式甚至是以個人暴力的方式解決此類問題，卻不值得同情。但是，在以往的醫患糾紛中，公眾和媒體對患者一方在給予一邊倒的同情的同時，卻往往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鬧”和暴力的非法性。
在醫患雙方力量不對等，患者一方往往處于劣勢的情況下，對患者一方一邊倒的同情和對醫方一邊倒的譴責，確實使一些醫患糾紛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之下得以迅速解決。但有道是“過猶不及”，任何事情都怕“矯枉過正”，對患者的同情在維護患者利益的同時，也助長了一部分人的“小鬧小賠，大鬧大賠”的心理，反而使得一些原本不會成為糾紛的事情被鬧成了糾紛，最后醫院也只能“破財消災”。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也導致很多人對醫院和醫生的誤解逐漸加深，甚至產生敵視，在就醫時一有不順便對醫院和醫生橫加指責、惡言相向，甚至橫刀相向。
一方的行為存在過錯，并不意味著另一方就可以采取過激、非法甚至暴力的手段來主張正義——非正義的手段謀不來真正的正義。更何況，有時候，孰是孰非也不是那么容易判斷的。所以，我們的社會一方面應該譴責不良醫生和醫院，另一方面也應該譴責一切針對醫生和醫院的暴力行為——在法治社會，任何理由都不足以支持一個人對他人施加暴力，任何事情的解決都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
導致醫患矛盾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醫療體制、法律健全度、社會貧富差距等，近些年，政府對此也做了很多努力，有些方面也收到了一定的實效，整體狀況正在逐漸改善。即便還有種種不完善之處，也不足以支持任何人對由此引發的矛盾采取暴力手段。
不能因為個別不良醫生和醫院的行為而否定所有的醫生和醫院，但也不能因為個別患者的暴力行為，而讓醫生和醫院對所有的患者都保持過度的警惕，甚至到了配備鋼叉等器械來防范的地步。令人欣慰的是，在經歷近期一些針對醫生的暴力事件之后，公眾與媒體都展開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類似事件中的責任以及未來應該承擔的責任。一個具有反思能力的社會，才是一個有希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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