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一項嚴謹的社會學研究顯示，上世紀90年代后，北大學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趨勢，到1997年，該比例達到39.76%，首次超過專業技術人員子女，更遠超工人和農民階層。北大學生中，來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過其他階層。（見3月22日的《揚子晚報》）
北大學生中干部子女攀升，折射出高校中名牌大學學生中農民子弟很少。而在這個就業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里，上不了名牌大學，意味著畢業后就面臨失業風險。因而，對農民子弟來說，“大學還有什么讀頭？”本不是個問題的問題，而今卻成了一個大問題。
一方面讀書貴，讓農民感到讀大學不劃算。時下，高校教育“高投入、低產出”，使農村學生靠讀書改變命運這條路越來越窄，越來越崎嶇。于是，許多父母等孩子讀完初中，就送孩子去學一門手藝；即使學3年，也要比大學生早4年工作。這樣既省了讀高中、大學的錢，又賺了4年的錢。如此掐指一算，這大學真沒什么讀頭。難怪有資料顯示，2009年，全國84萬應屆畢業生退出高考；2010年946萬高考考生中，棄考人數接近100萬，其中絕大部分來自農村的考生。
另一方面就業難，導致“讀書無用論”在農村抬頭。時下，非名牌大學的畢業生面臨就業難，許多農村大學生不得不去做初中生也能做的掏糞工、油漆工等。農村父母省吃儉用花十大幾萬元錢培養出一名大學生，沒想到畢業后就是失業，以致有的母親看到孩子找不到工作后“氣憤得喝藥自殺”。即使能找到工作的，其起薪還不如農民工。你說“大學還有什么讀頭”？難怪有政協委員說：“我們也不要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畢竟，農村出來的大學生就業時不能“拼爹”，創業時不能“拼錢”，不做掏糞工、油漆工之類活兒能做什么？
同時，地方保護，官官相衛，使農民子弟上名牌大學的機會少上加少。有學者說，北大學生中干部子女攀升，與權力尋租無關，“并非是權力操縱的結果”。在我看來，這有點睜眼說瞎話。難道北大在北京市的錄取分數線與在湖北省、山東省等外地的錄取分數線是一致的？事實上，2000年左右，京城考生上北大、清華要比湖北、山東等地的考生低出100分左右。如果能按北京市分數線錄取，當年湖北、山東沒上三本線的考生也能上北大。還有在自主招生考試中，“保送生”和“免試生”有多少農民弟子？在這種由校長說了算的機制下，要說其中沒有權力尋租，打斷老百姓的牙，老百姓也難以相信。
高考雖不是最公平的，但沒有高考，農民子弟會拼得過“官二代”、“富二代”嗎？看來，高考制度雖需要改革完善，但對權力和富商的“金錢運動”也應該進行監管改革，否則，無論改成什么樣的高考，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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