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指出，2011年審結涉及各類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278件，判處罪犯320人，但目前食品安全形勢依然嚴峻。在對該工作報告審議時，有人大代表提議，應仿效懲治醉駕的手法，在全國上下來一場聲勢浩大的治理活動。
用治“醉駕”之道，打擊猖獗的食品犯罪，這固然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治理方法。“醉駕入刑”之背景，也是醉駕屢害人命之嚴峻事實。啟動“重刑化”，把非罪之違法行為上升為刑典明罪，并加大刑事懲罰力度，或對本為輕罪，升格為重罪，加重罰金和加長刑期，以震懾交通犯罪，遏制醉駕行為。音樂人高曉松成了“酒駕入刑”第一人，高曉松的快速定罪入獄，警示了所有可能的酒駕者。今天有代表提議以“酒駕”治理經驗，推廣到治理食品安全問題中來，其提議之積極意義自不待言。
然而，縱覽我們的食品犯罪法律，目前基本不存在需要“入刑”的違法行為，也不存在需要“重典化”的犯罪行為，我們的食品犯罪法，應算是世界上少有的最嚴厲的法律，從其保留死刑的刑罰就可窺一斑。這些客觀事實注定了“醉駕”治理之道與食品犯罪治理之法，并無可耦合之基礎。另一方面，“醉駕”之認定，可通過簡單檢測手法按血液或呼吸中酒精濃度來即時判定，與食品安全領域中要需復雜檢測與精密計算而耗時的測定方式，也不在同一等級上。
從執法上看，“醉駕入罪”后效果立見，其主因是法律實施之日交警通過統一大檢查，通過主動檢測，一時抓捕了一批“頂風犯罪”的醉駕者。但“運動式執行”終究不是常態，“運動式執法”常會淪為“犯罪放假期”，等風頭一過，又開始泛濫起來。正如今天“醉駕”一樣，隨著“設崗檢測”等退出后，醉駕現象又有抬頭之勢。去年，公安部門針對食品犯罪，也比照治理“醉駕”的“嚴打”，發起了“打四黑除四害”專項行動，雖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正如最高法院工作報告所指出的，形勢還是相當嚴峻，“地溝油”還未除盡，又聞“致癌奶”、“問題蛋”等食品丑聞。
事實上，食品安全問題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得有個非常精細和長遠的設計方案，因為食品安全問題的根源首先在于食品管理體制、食品安全監管、食品安全執法這三大層次上，從微觀上不僅涉及“入罪”等刑法問題，也涉及“入民”的民事訴訟問題，不僅涉及檢察機關及其他部門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訴”的制度設計問題，也涉及民事法律層面上如何讓“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消費者擁有充分的民事請求權問題。很多被不安全食品傷害的消費者，往往因“傷害”一時無法測定而訴訟無門，或訴訟成本畸高。
依筆者之見，我國食品安全首先應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然后改革體制，消除“多頭管理又管不好”的弊端，強化食品及藥品標準，對食品建立來源“回溯制”，允許公益集體訴訟，對現有針對食品犯罪的刑事法律應認真執行。不除體制之弊寄望于“轟轟烈烈”行動，非長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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