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近日向媒體表示，目前我國有多少“裸官”，“恐怕這個統計數字現在還拿不出來”。今年全國政協會議開幕時，馬馼透露，此前已進行兩次官員重大事項的報告，關于“裸官”問題，官員們在第二次申報中都已經非常認真對待了，也有了詳細的匯總，但公開匯總的情況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裸官”是一個形象的說法，指那些配偶或子女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今年全國兩會上，作為一個社會熱點話題，“裸官”自然也引起了代表委員的熱議。一名政協委員認為，既然法律對官員的配偶子女出國沒有禁止性規定，那么對“裸官”就不能戴有色眼鏡，不能認為“裸官”都有問題。另有代表委員認為，雖然不能說“裸官”都有問題，但“裸官”中的問題官員已不在少數，不能不引起警惕——如陜西省原政協副主席龐家鈺，其妻兒早已移民加拿大，自己一人在國內斂財更加肆無忌憚；又如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浙江溫州市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兩人都是先把老婆孩子送到國外定居，自己在國內撈夠了錢再潛逃出國。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表示，隨著開放程度的深入，一些官員的家屬在國外生活，是開放勢必要帶來的情況，但官員要自律、自省、自警，“如果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國外的話，這個對他行使職權是不利的，群眾對這種現象也是不滿意的。我們黨對這種情況已經做了一些約束性的規定。”他的意見客觀而中肯，獲得了很多代表委員的贊同。
各媒體在報道代表委員熱議“裸官”時，都引用了上個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裸官”監管調研報告》。這份報告中的幾組調查數據，凸顯了人們對“裸官”的一些認知特點。其一，38.9%的受調查公職人員認同配偶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認同這一做法的公眾占比為34.2%。公職人員對“裸官”的認同高于公眾，說明公職人員或者與“裸官”的距離更近，或者對“裸官”有更切近的感受，所以對“裸官”的認同度更高。其二，在受調查的公職人員中，職務和地位越高的人，對“裸官”的認同度也越高（省部級、司局級、縣處級、科級人員認為其子女可以擁有外國國籍或者外國永久居留權的比例，分別為53.3%、53.4%、51.7%、49.6%）。其三，在公職人員之外，公眾對“裸官”的態度，與被調查者的文化程度有關，學歷越高，對“裸官”的認同度越低。盡管公眾對“裸官”的警惕高于公職人員，公眾中學歷高者對“裸官”的警惕高于低學歷者，但總體上看，公眾和公職人員對“裸官”現象的認識都是不夠的，“裸官”已成為加強干部管理和推進反腐倡廉必須嚴肅對待的重大課題。
公職人員是國家公權力的執掌者，對捍衛國家利益、提供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責任。在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法律都明文規定，公職人員不得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住權，因為公職人員與斯土斯民同呼吸同命運，是最自然的政治倫理和最基本的政治道德。一般情況下，法律雖然不對公職人員的配偶、子女作此限制，但配偶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有著最親近的關聯，如果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只留下公職人員在國內做“裸官”，其對斯土斯民的政治忠誠多少都會受到影響。這樣說并非是對“裸官”進行有罪推定，而是因為他們身為公職人員，法律需要對他們的個人權利進行必要的限制，社會也需要對他們的政治忠誠施加更高的要求。
當前，亟須大力完善并嚴格執行有關黨紀政紀和法律法規，加強公職人員配偶子女移居國（境）外的審查制度，適時將公職人員個人事項報告制度升級為個人事項公開制度，將公職人員配偶子女出國（境）的事由及費用的數額、來源、用途等公開晾曬，以財產公開和約束性規定（如廣東省規定“裸官”原則上不得擔任正職）形成對“裸官”的雙重約束，推動公職人員政治忠誠度不斷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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