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2013年預算案遭到了慈善界的抨擊，原因是其中有項調整可能損及捐款者的利益，尤其是富有的捐款者的利益。據(jù)報道，這項調整主要是降低了對捐款的稅收減免率，從原有的35%降至現(xiàn)在的28%。這意味著如果一個富人捐款100美元，之前可以減免35美元稅款，而現(xiàn)在只能減28美元。
預算過程是美式民主的生動課程，任何一項細微調整都可能影響到不同的利益集團，所以爭預算份額基本上就是各家施展所長為自己謀利的過程，當這個過程在兩院過場的時候，盡管表面上沒有刀光劍影，但實際上已是吵得不可開交，更不提在院外的各種過招了。
那么為什么奧巴馬政府會在預算案中作這樣的調整呢？這個7%的捐款稅收抵扣率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呢？這個調整實際上對低收入者的影響不大，因為這僅僅是針對那些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富人，中產者的抵扣標準維持在15%。雖然這部分富有的納稅人僅占納稅總人口的2%，但卻擁有極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中，也有強大的話語權。所以這個問題迅速被捅到了媒體，也引發(fā)了更大范圍的公眾討論。
對于奧巴馬政府而言，最大的威脅是金融危機及其后遺癥，再加上競選時關于全民醫(yī)保的承諾，政府開支是開閘放水，一時關不了。金融危機及其后遺癥導致全美失業(yè)率激增，同時加劇了貧富差距。華盛頓特區(qū)被認為是貧富差距加劇最嚴重的地區(qū)之一，而其主要原因是近1/3的16-24歲的沒有上過大學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因此為了促進就業(yè)，奧巴馬政府就花了大筆政府投資去刺激經濟創(chuàng)造就業(yè)，目前的失業(yè)率已經降至8.3%。與此同時，全面覆蓋醫(yī)保的努力也需要花錢，盡管奧巴馬在競選的時候強調不會增加稅收來解決全面醫(yī)保的支出問題，但從一開始這個疑問就沒有消除過。一面要加大開支刺激經濟和覆蓋醫(yī)保，一面要不增稅卻擴大收入，那么錢到底要從何而來？
答案是向富人開刀，盡管這是遲早的事情，但以這種方式多少顯得有點出人意料。不難理解減少捐款稅收抵扣的效果其實就是變相增加對富人的稅收。大部分富人通過市場致富，因此對政府征稅這件事并不熱心，甚至加以抵觸。而美國公益基金會的歷史也說明，富人通常既自認是上帝的仆人要為世界創(chuàng)造財富，也有責任為上帝打理好財富，稅收抵扣也激勵了富人行善。資中筠在《財富的歸宿：美國現(xiàn)代公益基金會述評》(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版)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細的解釋，簡而言之，一是“天命神召”信仰所致，二是捐款抵稅經濟激勵，導致美國富人進入公益慈善界或為公益慈善出力有著長久的歷史。
而此次富人反對2013年預算案的此項變動，也恰是因為這既與信仰問題有關，也與稅后抵扣激勵有關。根據(jù)2009年的數(shù)據(jù)，74%的捐款流向了教會和其他宗教組織。因此一旦預算調整成功，對于教會和其他宗教組織而言，至少在收入上將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進而會影響教會和宗教組織提供信仰服務，對于普遍積極支持宗教的富人們而言，實在不是好消息。
當然，這項變動計劃在2012年預算中實際上已經被提出來過，當時印第安納大學慈善研究中心還做了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將會為聯(lián)邦財政增加10億美元以上的收入，但對慈善行業(yè)僅會有輕微的影響。布什政府時期在2002-2003年間將富人的抵扣率從38.6%降到35%，對大部分捐款人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不過這可能是因為3.6%的降幅與現(xiàn)在7%的降幅相差許多所致。
這里的第一個問題是與公平原則有關。因為對中產者而言，只有15%的抵扣額，而富人卻有35%的抵扣額，這明顯不公平。首先不管是誰的錢，都是一樣的捐贈，享受稅收抵扣的額度至少應該一樣。更進一步，對于中產者來說，邊際抵扣率對其更有吸引力，因為同樣的錢對富人和中產者的效用不同。但公平性原則朝提高中產者的抵扣率方向改進，或者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就比較高一點。像現(xiàn)在這樣朝減少富人的抵扣率方向改，遇到的阻力就會大許多，尤其是當這個會影響富人的宗教活動時，恐怕更是如此。
這里的第二個問題是與民主決策有關。預算政治也是妥協(xié)藝術。如果奧巴馬政府直接提出對2%的超級富人進行征稅，公眾可能會直接反對，那么預算案在政治上可能會承受比現(xiàn)在更大的壓力，最終導致預算案無法通過、政府關門。而現(xiàn)在這個方案明顯體現(xiàn)了奧巴馬政府“一面要收錢擴大財政收入，一面要防止預算案被直接反對”的折中取舍，盡管依舊面臨巨大爭議，但仍有希望和機會。
這里的第三個問題與自治原則有關。對美國的民主而言，公民社會的自治傳統(tǒng)是一個巨大而深厚的根基，這不僅反映在聯(lián)邦政府與州以及地方政府之間，比如說地方政府在多數(shù)公共事務上有決定權，這也是各州在許多問題的法律規(guī)定上不相同的理由。這同時也反映在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上，最根本性的原則是美國公眾相信錢留在民間比放在政府口袋里好，因此在稅收和捐款中間加以選擇的話，捐款當然更能體現(xiàn)自己的自由選擇。而對稅款你就只能通過預算政治去加以影響了，這不僅鏈條長、耗費時間精力，而且還未必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美國的民主依賴藏富于民與自治傳統(tǒng)，這恐怕也是慈善界為什么會反對奧巴馬的2013年預算案中稅收抵扣調整的理由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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