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獨立不久的南蘇丹宣布，驅逐中馬合資企業“佩特拉達集團”總裁劉英才；再加上1月29日中國水電工人在蘇丹被反政府武裝綁架事件，1月31日中國工人在埃及被扣留事件，以及中國在利比亞總價值400多億美元工程擱淺事件，僅北非一地，中國海外投資遇險之密集已經令人震驚。
當然，中國海外資產的大部分危機都在政府協調下得到了妥善的解決，但問題在于，想在全球“抄底”的中國企業們，對自己在陌生的海外市場會遇到什么樣的風險、擁有多大程度的風險管控能力，有沒有一個清晰的評估？
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邏輯，資本對市場的敏感超過任何其他因素，會對自身的安全負最大責任。質疑大舉進軍海外的中國企業，似乎有低估其經濟理性的嫌疑。
但是，許多中國企業，尤其是建筑、能源等勞動密集型企業所偏好的投資目的國，并非市場規律起作用的國家；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投資與服務的戰略取向，也不是利用成熟市場而是更傾向于開創一個市場。
大多數海外拓荒的中國企業，知道卻不在乎自己所面對的風險。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在不充分競爭和過度行政干預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對自己在發達市場中的運營能力普遍缺乏自信，卻對如何在不完善市場下的生存頗為熟悉。其次，中國市場化進程歷時不長，中國企業文化的建構還處于朝氣蓬勃的階段。白手起家的企業精英們，對市場風險有一種百年老店不具備的輕視；同時，中國的企業治理結構也不足以對企業投資風險提供足夠的制衡。鼓勵冒險家是新興市場共有的特征，中國則是典型中的典型。
在這樣的市場氛圍中，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規模前所未有之宏大，從另一個側面看，也前所未有之草率。截至2011年底，中國境外企業已超過1.8萬家，員工數超過120萬人，資產總量超過1.5萬億美元。2011年中國并購活動相比2010年增長5%；海外收購規模約為429億美元，收購宗數與并購規模都達到歷史新高。即便是“阿拉伯之春”橫掃整個西亞、北非，都沒有擋住中國企業一頭扎進亂成一團麻的危機地區的熱情。
我們無法用對與不對簡單地評價中國企業的海外戰略。但是，能不能準確評估并應對這種風險，則是企業不能逃避的重要責任，在根本上考驗著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問題。我們的企業需要回答兩個問題：
一、中國企業的海外資本運作能否正確區分政治與企業本分之間的界限？一切不發達市場都是政治主導下的有限開放市場。走進這些市場就擺脫不了和所在國政治圈的觥籌交錯。但是，政治是一個不確定的游戲，阿拉伯世界政權的迅速更迭已經警示了中國企業，不是越密切的政治關聯就會帶來越高的資本安全。跨國企業被打上政治符號能帶來正常資本運作帶不來的收益，也能帶來正常企業遇不到的麻煩。
二、中國企業能否在盈利和員工安全間找到適當的平衡？從巴基斯坦到蘇丹，從利比亞到敘利亞，中國的駐外員工們時常工作于戰火紛飛之中。海外員工反復遇險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事實，中國員工經常工作于其他國家企業根本不會涉足的工作環境中。低廉的勞工成本和低廉的生命補償標準，是中國企業如此不謹慎的根本原因。企業冒險家們必須意識到，這些問題不能永遠推給國家去處理，海外員工的生命成本也不可能永遠如此低廉。當120萬海外員工普遍拒絕在類似的環境下工作時，現行的拓荒模式該如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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