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將迎來最后一次會議的開幕。這也是申紀蘭自1954年以來又一次進京。58年前，她是騎著毛驢離家出發的，路上走了4天。這次她坐動車，3個小時就從太原到了北京。這是她參加十一屆全國人代會以來，感覺最直觀的變化。（3月5日《江南晚報》）
“從不投反對票”儼然已經“標簽化”，成了申紀蘭的“冠名”和另類“身份證”，非常搶眼。看得出來，這樣“標注”申紀蘭的身份，流露出輿論對其“從不投的對票”破有微詞。
的確，全國兩會是民主大會堂，是民主講堂，每個人大代表應該充分表達自己身后的群體的利益和訴求，對兩會的一些有瑕疵的決策、議案提出修改意見，使之更加完善和符合群眾的利益。如果代表都“從不投反對票”，把自己變成一個“應聲筒”，報告、決策、議案說好就好說，開會順口打哈哈，那么還耗費這么大的人力、物力開會，還有什么意義呢？集思廣益的決策又如何能形成？
不過，竊以為，申紀蘭“從不投反對票”并不是她的錯。申紀蘭出生于1929年，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她就像千千萬萬農村勞動婦女一樣，樸實無華，幾次推掉政府給她配的專車。申紀蘭的文化程度不高，組織上曾經多次讓她做官，她都推辭了。她說：“我識字不多，當好代表就行了。”可見，申紀蘭當代表是最后的選擇。對這樣一個人大代表，我們還能說她什么呢？
事實上，問題的關鍵是人大代表的產生缺少一個科學的制度。從提名推薦到選舉生產，基本上是“從上至下”而來，“指定”選舉。具體的選舉程序雖然都是合法的，但人大代表候選人與選民接觸不多，有的可能很少，也沒有以一定的形式向選民進行介紹候選人，選民對人大代表候選人了解不夠，處于“被動”投票的尷尬角色，說白了，選舉可能就是完成一個程序。
再者，人大代表當選以后，對其履職沒有具體的考核制度，人大代表往往事選沒有廣泛的深入基層、群眾，沒有接觸選民，不知道選民的想法和意見，也沒有獨立的認真研究基層的經濟和社會現實問題，參加兩會缺少沒有帶去民意，也沒有自己的主見，憑影響說話，有的臨時從網上搜集一些話題和議題，人云亦云，如此當代表，能提出什么反對意見？
另外，從申紀蘭的人生經歷來看，她辭掉了“官職”，但當代表或是一個“推脫不掉”的“政治任務”——有人“逼”她當。那么究竟是誰在“逼”她當人大代表呢？有一種無形的東西和力量——因為她政治上十分可靠，好“招呼”，不會“捅簍子”，而且她名氣大、人氣旺，容易當選。
似乎質疑人大代表是不合時宜的，但這并非什么壞事，民主兩會，會場內外都要允許暢所欲言，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至少，人大代表雖不能搞輪流坐莊，但不宜搞終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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