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貪污，應該是每一個人的最基本素質，也是“三嚴三實”的題中應有之義。從本質上說，貪污公家一分錢與貪污一百萬是一樣的，而貪污一百萬往往是從貪污 一分錢開始的，因而，每個人都應嚴守“不貪污公家一分錢”的準則，“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反之，徐才厚、薄熙來、劉志軍等貪官就是從貪污受賄開始，最終走上不歸路，成了人民的罪人。

　　嚴以修身，不貪污公家一分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克己奉公、公私分明，是我國傳統文化非常看重的美德，歷來都有不少動人事跡流傳于世。宋代詩人周紫芝在《竹坡詩話》記載：李氏家族有一人為官廉潔。一天，他正在燭光下辦理公務，有人送來一封家書。他當即滅掉公家的蠟燭，點燃自家的蠟燭。詩人譽之為“大賢秉高鑒，公燭無私光。”清代官員張伯行，曾出過公告表明自己的廉潔觀：“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

　　古代先賢之所以很看重“一分錢也不能貪”，是因為他們知道事情是會發展的，如果從一分錢開始貪，后來就會越貪越多，剎不住車。因而北宋羅大經編著的《鶴林玉露》記載這樣一個故事：張乖崖在崇陽當地方官。有一個庫工從庫房出來，張乖崖看見他的鬢傍巾下藏有一文錢，就責問他，查出錢是庫房中拿出來的，張乖崖就命令下屬棍棒懲罰。那個庫工狡辯說：“一文錢，小事情，你怎么能棒打我呢？你就算能棒打我，也不能殺我。”張乖崖提筆評判道：“一日偷一錢，千日偷千錢，時間長了，繩子能鋸斷木頭，水能滴穿石頭。”然后用劍就將那個庫工斬了。

　　嚴以用權，不貪污公家一分錢，是共產黨人的準則要求。共產黨人就是要能做到大公無私，公而忘私，這是我們的事業成功的重要保障。方志敏是紅軍高級將領，經常經手數百萬大洋的款項，然而他被捕時國民黨士兵從他的身上卻搜不出一個銅板。如此窮酸的高官不禁讓兩個士兵非常失望，也讓當時許多貪腐的國民黨高官震驚。方志敏寫道：“我從事革命斗爭，已經十余年了。在這長期的奮斗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元；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業。這在國方的偉人們看來，頗似奇跡，或認為夸張；而矜持不茍，舍已為公，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毋庸諱言，共產黨隊伍里也有個別敗類，腐化變質，貪污受賄，上世紀50年代有劉青山、張子善，近些年又有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劉志軍、鄭筱萸、成克杰、胡長清等貪官污吏，以權謀私，貪得無厭，從貪一分錢開始，欲望不斷膨脹，胃口越來越大，贓款從幾百萬、幾千萬到上億元，失去了做人的美德，也失去了共產黨員的原則和立場，身敗名裂，遺臭萬年。

　　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共產黨人，都自覺地克己奉公，不占公家一點便宜，清正廉潔，一塵不染，留下許多美好傳說，為后人樹立了光輝榜樣。一次，周總理要到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他乘車由中南海西花廳去北京飯店理發，再去人民大會堂。從北京飯店理完發之后，他就提醒司機說：“從西花廳到飯店算私事，從這里到人民大會堂才是公事，你不要搞錯了。私人用車都記帳入冊，月底從工資中一并扣除車費，絕不能占公家一分錢便宜。”跟隨陳云多年的警衛員要調走了，臨行前問首長有什么囑咐，陳云告誡警衛員說，“我就給你說一句話，無論在什么地方工作，公家的一分錢都不能拿”。

　　要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必須有一大批嚴以律己，秉持“不貪污公家一分錢”堅定信念的黨員干部。岳飛有句名言：“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的確，在一個充滿貪官污吏的社會，任何偉大的目標都無法完成，國家的衰亡與政府的墮落都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國民黨政府最終垮臺就與貪腐成風的腐敗吏治息息相關，當時的政府可以說是無官不貪，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猶如大樹蛀空，破船漏水，敗亡是不可避免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于今而論，不管是為了實現“中國夢”的宏偉目標，還是為了實現個人的人生價值，我們都要把“不貪污公家一分錢”作為自己政治生命的準則要求， 廉潔奉公，一塵不染，防微杜漸，筑牢防線，向老一輩革命家看齊，“拒腐蝕，永不沾”，向焦裕祿、孔繁森、谷文昌、楊善洲等優秀公仆學習，按照“三嚴三實”的總要求，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一個對黨、對祖國、對人民有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