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筑及周邊道路上布置了國家公祭日主題標語牌，紀念館前設置了“12·13”花壇，迎接首個國家公祭日。

　　今年12月13日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當天上午，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出席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國家公祭儀式。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將進行現場直播，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絡電視臺、中國網也將同步直播。據新華社電

　　關鍵詞1 遇難者人數30萬

　　國際國內法庭判決相互印證

　　日本右翼分子始終在遇難者“30萬”這一數字上大做文章，以此為突破口否認南京大屠殺事件。

　　關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人數，戰后中國和國際法庭早有定論，且相互印證。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國際審判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長達1218頁的遠東國際法庭判決書中，有兩個專章“攻擊南京”和“南京大屠殺”，明確指出“在日軍占領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尸體，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

　　為何是“20萬人以上”而不是“30萬”？參加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的唯一一名中國大法官梅汝璈此后撰寫回憶文章專門就此作出說明。

　　“我們可以很肯定地估計：在日軍占領時期，我南京無辜同胞被殺害的人數必定是在30萬至40萬之間，即35萬人左右。這個估計絕非主觀臆測，而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我們的這個估計同遠東國際法庭的估計是絲毫沒有矛盾或抵觸之處的。”

　　而1946年2月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則首次、直接和明確地作出30萬這一數字的重要歷史判決，出處則是著名的《谷壽夫判決書》。

　　《谷壽夫判決書》是指中華民國36年（1947年）3月10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以“三十六年度審字第一號”下達的判決書。在這份判決書中，明確認定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30余萬”的就有三處。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認為，法庭不僅明確判定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為“30萬人以上”或“30余萬人”，其中兩處還明確指出“30余萬”的數字，是由“集體屠殺19萬人”和“零散屠殺15萬人”構成的。此外，還明確判定屠殺30余萬人的時間、地點、加害對象、受害對象、加害手段等，十分詳細和準確。

　　關鍵詞2 尋找遇難者名單

　　名單僅總數1/30亟須“補課”

　　篡改教科書，聲稱“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大謊言”……上世紀80年代至今，日本右翼否定歷史、美化侵略的潮流一浪高過一浪，而“南京大屠殺遇難者30萬”一直是他們主攻的焦點。

　　有關專家認為，在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作為判例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將侵華日軍永遠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成為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典型符號。而日本右翼之所以緊緊抓住人數問題攻擊，其目的卻在于否認南京大屠殺本身，以此美化甚至徹底否認曾經犯下的侵略罪行。

　　不僅如此，我國學者仍在質疑的“倒逼”下不斷用研究和鐵證，接近歷史真相。

　　從事南京大屠殺埋尸記錄研究三十年的學者孫宅巍說，他的研究證明，除了還有大量日軍自行處理尸體或零散埋尸記錄因難以計算，僅慈善團體等埋尸記錄的不完全統計就有24.6萬具之多，大量被日軍拋尸長江的還不在此列，可見30萬遇難者的數字，絕不是虛構和夸大。這成為日軍在這一暴行中殺害我同胞達30萬人以上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

　　然而，不可否認，遇難者名單的缺乏正是與人數認定的爭議相伴的。一直以來，這讓許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如坐針氈，在紀念館內的遇難者名單墻上，名字只有10505個。盡管與1995年時僅有3000個姓名相比，已增加了數次，但與30萬相比顯得尤為不足。

　　“對死難者名單的補課，是中西方一切受害國家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這些囯家史學工作者共同的追求。”孫宅巍說，相比別的國家，我們研究的時間間隔太長。抗戰勝利后馬上就是內戰，內戰后又是抗美援朝，緊接著又是文化大革命。民國史一度成為禁區，而南京大屠殺正好是民國史的一段，所以對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始終認為‘人數問題’從學術層面上是可以討論的，不是說要去跟日本右翼打什么口水仗，而是要立足自己，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真相。”孫宅巍說。

　　關鍵詞3 設立國家公祭日

　　9年前有政協委員提建議

　　今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早在9年前，就有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提出這樣的建議。

　　2005年，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趙龍在全國兩會期間提交提案，建議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館應升格為國家級紀念館并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同時建議每年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

　　趙龍當時接受新京報采訪說，每年12月13日應在大屠殺受難同胞遺址處舉行公祭活動，并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讓國人永遠銘記。現在每年南京市民都會自發舉行悼念活動，但這應該是全國人民共同參與的事，不應只是南京市民參與。

　　2012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協副主席、南京藝術學院院長鄒建平，第三次遞交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議案：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祭日舉行國家公祭。

　　今年2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適時就關于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決定草案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草案，向會議作了說明。

　　李適時說，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在中國南京開始對我同胞實施長達四十多天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三十多萬人慘遭殺戮。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滅絕人性的法西斯暴行。這一公然違反國際法的殘暴行徑，鐵證如山，早有歷史結論和法律定論。

　　三天后，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關于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決定和關于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

　　12月9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給趙龍、鄒建平等11人頒發了“特別貢獻”獎章。他們通過各自的努力，以不同的方式，為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傳播、為紀念館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