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8日電 題：直面政治體制改革難題 中共走漸進穩妥務實之路
“改革力度空前”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引發海內外強烈關注，作為“上層建筑”、“頂層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備受矚目。
有專家指出，此次全會顯示，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中共并未回避，選擇直面政改難題，至少釋出三大信號。
其一，中共治國理念重大突破。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5日公布。決定指出，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中新社記者指出，決定在繼續推行中共十八大既定的“三位一體”的政改方針，但也進一步強調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
他說，決定將上述狹義的政改與司法體制改革等分開，作為單獨的一部分提出顯新意，具體方針亦“不乏亮點”、“給人巨大的想象空間”。
而在廣義的政改方面，汪玉凱指出，決定提出的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等都與政改息息相關，都展示了“大動作”。
決定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汪玉凱認為，這是中共的新提法，并將過去的國家、政府、社會“管理”轉變為“治理”，把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定位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顯現中共治國理念的重大突破，證明中共最高層對國家治理的理念發生較大改變，更加強調社會公眾的參與、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公開透明化與政策互動。
其二，中共政改路線漸進穩妥務實。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關于決定所作的說明中指出，“全會決定把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司法體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副院長、政治學教授肖濱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指出，上述提法顯示兩個信號：一、法治優先。中共希望以法治中國建設夯實法治基礎，將民主納入法治軌道，唯有如此，民主才穩固可靠。二、協商民主優先。民主有多種形態，中共選擇將協商民主置于民主發展的優先地位。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李金河對中新社記者指出，中共在此刻力推協商民主，可謂“時至我需”。他分析，社會多元化及利益群體、利益訴求多元化影響中國發展，需有多元利益訴求反映和疏導的渠道；而協商民主有助于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加強對社會的整合，且協商的傳統在中國歷史悠久，中國發展協商民主具有獨特優勢。
同時，李金河也認為協商應不僅包含精英協商、高層協商，還應有基層協商、社會協商，才能集納更多民眾的利益訴求。他說，“決定把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為目標，在中共的重大決議中尚屬首次，體現中共力圖變‘人治’協商為‘制度化’協商，發揮協商民主的真正效應”。
李金河亦指出，發展仍是中國的第一要務，穩定是前提；無穩定，改革無從談起。根據中國的國情，以協商民主作為政改突破口“最穩妥，風險極小，作用極大”。
在司法體制改革方面，決定強調，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并提出具體的改革措施，如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廢止勞動教養制度等，汪玉凱認為“大動作”頗多。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亦指出，法制建設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切入口，以此推進中國政改更加成熟、積極穩妥、規范有序。
學者普遍認為，中共將協商民主、司法體制改革等作為政改切口之一，顯示中共在政改議題上推行漸進穩妥務實的路線。
其三，中共政改路線圖逐步清晰化。
汪玉凱指出，從決定的整體架構來看，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重中之重，政改雖非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務，但也異常關鍵。
學者援引“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于1986年就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論述：“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戴焰軍指出：“新一輪改革必須比以往更加注重體現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
汪玉凱認為，狹義政改將不會激進地推進，而將漸進地進行，司法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等廣義的政改將優先進行。
李金河強調，中共推動包括政改在內的全方位的改革需“頂層設計加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還需有冷靜的闖勁，通過實踐創新，走出整體性、協調性的改革之路。
肖濱則認為，法治優先、協商民主優先的道路正確，適合中國當前國情，有助于提升中國的民主質量，“法治中國加協商民主，顯示中共的民主路線圖逐步清晰化”。
同時他亦指出，中共在未來政改的道路上，需逐步推動基層民主等其他形式的民主試點，逐步積累經驗，為下一步的政改奠定基礎。(中新社記者 石龍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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