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城興鎮興村
為什么中央高層告誡，推進城鎮化路子必須走正？
為什么中央高層告誡，每個行政區、各級行政區都要擴張城市面積的做法是十分危險的？
為什么中央高層告誡，需要研究如何重組和轉移特大城市部分過度集中功能，提高中小城市對人口的吸引能力？
為什么中央高層告誡，要摸清18億畝耕地紅線特別是確保糧食安全的底線，在紅線和底線基礎上推進城鎮化？
為什么中央高層告誡，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
……
告誡，折射出清醒和負責。告誡，也遠不止這些。置于當今中國發展的大背景之下，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深思。而解決這些問題，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
中國正在進行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鎮化，浩浩蕩蕩的人口大遷移，推動著千年古國史無前例的社會大轉變。“持續進行的新型城鎮化，將為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從農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創造新空間”。
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
但，當數億人同時行進在由農耕文明向現代文明演進的征途上時，城鎮化遠不是洞開城門、擴建新城、接納“新人”那般簡單。
在一個人多地少、城鄉區域差異大、生態環境幾近承載極限的條件之下，如果城鎮化的方向不明、路子不正、措施不當，“必然會犯歷史性錯誤，造成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
“人”向哪里引？
盡管過去30多年，已有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入城鎮，城鎮常住人口已超過了鄉村人口。但是，仍然有更多的農民等待著“進城”。
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表明：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中國需要市民化的農業轉移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3億和3.9億。
這意味著，在未來10至20年間，中國將有與美國人口總和相當的龐大人群由農民變成城鎮人口。這是一個極其驚人的數字。
鄉村-城市，幾乎成了聯通中國農民不息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一級臺階。跨過它，往往浸透著家庭的酸甜苦辣，也映照出這個偉大國度追逐“中國夢”的艱辛曲折。
遭到抨擊的城鄉二元社會，不是一兩天形成的，打通城鄉也不可一兩天就能完成。然而，農民的“求變”，到了群體性集中釋放的時期。農民要找到相對高、相對穩定的從業崗位，要完成身份嬗變，要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要實現更幸福的生活追求，眼下的選擇，似乎只有拼命涌向進入大中城市的“獨木橋”。
于是，越大的城市，外來的人越多。京、滬、廣、深的農民工數量極其龐大。
有消息說，整個北京市的城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995人，跟其他國際城市相比并不算高，但六成以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市里的“城六區”，其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超過以人口密集著稱的倫敦(每平方公里5400人)，功能核心區的人口密度更高達每平方公里22000人。
人們為什么向往城市？人們在城市要得到什么？這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始終不該忘記的問題。
大城市的人口過度密集、交通擁堵不暢、空氣污染加劇……這些愈演愈烈的問題，沖擊著“新”“老”市民。農民工、“蟻族”、異地高考、住房限購……不斷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大城市生活除了那些物化的“靚麗”之外，陡增的“成本太高、啥都不易”，考問著人的“幸福感”，大城市是否正在生成新的“二元社會”？
其實，還有一連串不容回避的問題凝結在這些表象背后：城鎮化就是“放”農民進大城市嗎？破除超大城市戶籍藩籬就能解決一切嗎？特大城市有那么大的人口吸納功能嗎？倘若北京再多1000萬人，會是啥樣呢？
事物的發展變化總是有其內在規律的，不是口頭說說那么簡單。
“半城鎮化”的進城務工人員如何才能不再進退失據？人們的確沒什么理由泯滅農民的城市夢想，也沒理由阻擋“農民進城”的洪流，可在引導“流”歸何處上不能有些作為嗎？
“城”在哪里建？
一個權威部門檢索了12個省的各城市政府工作報告、文件、規劃和相關新聞報道等，發現在144個地級城市中，有133個提出要建設新城新區，占92.4%，共規劃建設了200個新城新區，平均每個地級市提出建設1.5個新城新區；在檢索的161個縣級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區建設的有67個，占41.6%。
一切發展的愿望，初衷都有美好的一面。相當一部分城市已將新城新區建設付諸行動，新城新區規劃面積和人口普遍超越現實。在許多地方有關新城新區的文件規劃中，一般都提出了較高的建設目標，配置標準大多是國內乃至國際領先標準，還有不少地方把“建設大都市”、“建設國際大都市”設定成自己的奮斗目標。
然而，中國該有多少大城市、多少特大城市、多少超特大城市？
專家描述，一般來說，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周圍該有10個百萬人口的城市；百萬人口的城市，周圍應有10個十萬人口的城鎮。這樣的格局，會更宜居，會構成良性互動。
這只是一種觀點。但，提示了人們，各種規模的城市該有一個合理布局。同時，從這個角度還開辟了一個視角：如果能打破長期以來“農民進城”的鄉村-城市的線性運動鏈條，構筑一個村-鎮-城的網絡化大平臺，打通人口、資源、產業、服務的循環流動，有沒有可能實現農民從“進大城市”單一選項的分流呢？
在這個網絡化平臺上，應有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應有實現個人價值的發展前景，應有能自我滿足的收入水平，應有基本能滿足個性要求的生活環境。
倘若如此，中國農民就可能改變鄉村-城市的單一慣性流動軌跡，既可以選擇入鎮進城，也可以留居村落，乃至大城市居民，同樣也可以逆向流動，自己選擇在村莊愜意生活。
這個網絡化平臺上，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核心節點，那就是發達的小城鎮。
“新型城鎮化”概念的背后，是一種全新的城鎮化理念：城鎮化的終極目的，不是片面追求城市的大規模、大形態，也不是無節制地擴舊城、造新城，而是為了滿足人民，包括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
對農民而言，其城市生活之夢，同樣是為了讓孩子獲得更好教育、讓自己得到更高收入、讓醫療服務更有保障、讓生活水準更有品質。如果在鎮乃至村就能實現這些期盼，進入大中城市或許不一定會是所有農民的選項。
于國家發展層面看，城鎮化要向城鄉統籌和“四化”同步轉變，真正實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防止在城鎮化急速推進階段，出現人口、資源加劇向特大、大城市過度聚集而令“城市病”也加劇集中并發的趨勢，為破解大城市無序擴張、資源和生態承載接近極限的困局找到切口，向更加綠色、低碳的模式轉變。
也許，這就是現階段城鎮化的一體兩面，主體都是為了讓農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生活品質得到改善、飛躍，并在此過程中引領產業轉型、帶動消費結構升級、重配生產要素資源、實現農業現代化，從而釋放出“未來幾十年發展最大的潛力”。同時，也為特大城市、超特大城市“卸載”，為城市轉型發展創造空間。
從今年夏天開始，《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多次踏訪了中部小城望城。在這個剛由“縣”改為“區”不久的地方，當外界尚激辯于各種模式孰優孰劣之際，這座距長沙市市中心大致20分鐘車程的小城，卻刻意要“與大城市保持距離”：一面是有湖湘特色名鎮群落的小城鎮競相斗艷；一面是“湘水神韻、都市田園”的魅力鄉村撲面而來。
讓一批具有鮮明產業特色、公共服務功能齊整的小鎮群脫穎而出，讓農民得以就近享受到與城里人差不多甚至更有特色的生活待遇，望城的“刻意”就在于，要憑內生的吸引力和便利的服務功能，讓這些古老而又年輕的小鎮，把過去幾乎肯定流向省會中心甚至外地大城市的當地人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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