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頻現引發爭議。
36歲的劉浩(化名)是河北省中部某縣的政府辦副主任，苦熬資歷，一直尋覓著一個“空降”到鄉鎮做個一把手的機會，但事與愿違，不是沒有空缺，就是錯失機會。
36歲的副科算是“超齡”了嗎？近期，官員升遷時間表成為輿論熱詞，有報道稱，如果在35歲前不能升遷到正處級，這個官員的仕途或再無突破空間。
劉浩可沒有想那么多。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自己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40歲之前獲得一個正科實缺的機會。
理論上說，一名政府公職人員從大學本科畢業到考取公務員再到晉升鄉科級正職，最快可在28歲完成，但在多名接受本報采訪的打拼基層多年的公務員看來，這樣的“人生跳躍”可謂鳳毛麟角。他們稱，在中國，一個中等縣，正科級的官員超過百人，正科實職的官員不超過50人。
根據國家公務員局上周公布的數據，截至2012年底，全國公務員總數為708.9萬人。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全國縣處級以上干部60多萬人，還不包括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干部，廳局級干部有5萬多人，省部級干部大約有3000多人。
粗略估算，公務員隊伍中能攀上省部級高峰的比例大約為萬分之四。訴苦官場獨木橋難過之余，劉浩卻也道出了一些基層官員的心聲，晉升只是一個理想，“但是越來越規范的干部晉升通道，也給了我不少希望。”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6月底舉行的全國組織會議上強調，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他要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和人才隊伍。
晉升路徑
一段時間內，劉浩曾抱怨自己跟錯了人，如果當初被縣委書記看中，自己也許早就如愿了，可惜，他跟了一位副縣長。
他知道自己初始學歷不高，是河北省一所不起眼學校的大專生，自學的本科。但是，他覺得自己很勤奮，對領導也比較貼心，領導愛打羽毛球，就陪著打；領導愛喝酒，就陪著喝……
劉浩總盼望著自己跟著的副縣長不日能夠高升。這位副縣長確實高升了，但劉浩依舊留在原位。
他也會自我安慰：自己的一個同班同學，長自己一歲，現在還是他所在縣下屬某鎮的辦事員，名義上負責信訪，實際上連副科待遇都沒有。
而劉浩已經是事實上的副科，在全縣一些重大活動中，自己的排名總在其他鄉鎮書記、鎮長之上。
以截至2012年底全國公務員總數708.9萬人為基準，按照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3.4億人計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務員。
劉浩說，要想在公務員隊伍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首先要從這189人中脫穎而出。
按照《公務員法》，領導職務被清晰地分為十級：國家級正職、國家級副職、省部級正職、省部級副職、廳局級正職、廳局級副職、縣處級正職、縣處級副職、鄉科級正職、鄉科級副職。
非領導職務(綜合管理類)又被分為八級：巡視員、副巡視員、調研員、副調研員、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科員、辦事員。
要想從189人中脫穎而出，成為辦事員或者科員，則必須經歷公務員考試。按照公務員法的要求，成為公務員的起始年齡為年滿18周歲。實際上，如果大學本科畢業的話，按照7歲的正常上學年齡，起始年齡應為23歲。
從普通百姓成為公務員，算是完成了官員晉升的第一步。根據《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下稱《升降規定》)的規定，在具備學歷條件的基礎上，晉升鄉科級副職領導職務的，應當擔任科員級職務三年以上。
但晉升領導職務并不是一種必然，需要經過至少三道程序：民主推薦、組織考察和集體討論決定。劉浩表示，自己晉升副科時，也經歷了這樣的程序。但不是所有人都這么幸運，而且也不是擔任科員三年就必然升職，很多人工作了十幾年，仍然是科員，“最多混個非領導職務的副主任科員”。
但無論如何，這已經完成了官員升遷的第二步，由普通公務員成了“領導”。按照《升降規定》，晉升鄉科級正職領導職務的，應當擔任副鄉科級職務兩年以上。也就是說，理論上成為正科的最早年齡在28歲左右。
繼續晉升之路的競爭則更加激烈，劉浩曾競爭過一個鎮長的職位，他說，一般情況下，從副科到正科，都會有3到5人競爭上崗的局面。
選拔規范
“有媒體報道說，35歲升為正處。這不是不可能，但是這絕對屬于少數仕途相當順暢的人。”供職于四川省成都市某廳級單位的許文(化名)告訴本報記者，在他們同一批次進入該省廳級單位的十幾個人中，升得最快的大約在三十八九歲才成為正處。
在政府機構，官員職級的提升跟單位級別有直接的關系。在省廳級單位中，處級以上干部配置較多，而在縣一級的政府機構中，職級提升的難度相對更大。
劉浩說，自己成為縣長或縣委書記，只是一個理想。“但是越來越規范的干部晉升通道，也給了我不少希望。”
他所說的希望除了上述一系列規范領導干部選拔的文件外，還包括今年上半年出臺的《公務員公開遴選辦法(試行)》，其中明確，市(地)級以上機關從下級機關公開擇優選拔任用內設機構公務員。
山東某地級市的一名處級局長談到自己的經歷時表示，正是遴選機制給了他機會。他之前在山東某縣擔任副縣長，多年來，由副處升正處的機會一直沒有出現。最終，一次遴選機會出現，他被調任到現在的地級市擔任處級局長，實現職位級別的升格。
除了參加遴選，破格提拔也是公務員晉升的一條快捷通道，但近年發生的一些官場“火箭提升”事件異化了這一途徑。《人民日報》曾聯合人民網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7.9%的接受調查者擔心被提拔的年輕干部身后“有背景”，選拔任用不透明。
僅2012年至2013年這段時間內，連續被曝光多起火箭提拔事件，其中部分事件經歷了“曝光——停職——調查——撤職”的過程，從中透露出違規提拔程序的問題。尤其對于其中有著“官二代”背景而被提拔的干部，輿論質疑之聲不斷。
竹立家認為，近年來出現的“火箭提拔”現象不僅違背“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選拔原則，而且不符合基層干部培養的現狀，可能致使很多公務員失去工作的職業預期，嚴重的話，還對公務員激勵機制造成畸形影響。
他同時認為，破格提拔也是干部選用的一種特殊方式，但如何將這種方式規范在最基本的法律框架內，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相比于個別跳級晉升的案例，更多官員的提拔還是依靠基層經驗和實干成績，這其中，GDP(地區生產總值)又是最耀眼的光環。
按照《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定，提任縣(處)級領導職務的，應當具有五年以上工齡和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一般應當具有在下一級兩個以上職位任職的經歷；由副職提任正職的，應當在副職崗位工作兩年以上，由下級正職提任上級副職的，應當在下級正職崗位工作三年以上。
能夠走上縣處級崗位的，是公務員隊伍一部分人的巨大轉折，也是大多數人的封頂之作。
按照竹立家透露的數據，全國縣處級公務員約有60萬人，這相對于708.9萬人的整體隊伍而言，其晉升比例大約在12：1的狀態。
河北省一名曾任縣委書記的退休官員告訴本報記者，走到縣處級崗位，如果成績突出，尤其在自己任內轄區財政收入或所謂GDP明顯增量，向副廳級即地級市副市長邁進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很多一票否決的事件發生后，再往前走已經是十分渺茫。
對地方領導晉升中唯GDP論的考核體制已經備受詬病多年，在此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基層腳印
從科員到科長、從科長到處長，升任之路隨著職位數量原因，難度越來越大。
從處長到廳局級干部，就是要從60萬人中選出5萬，比例也是12比1。若與整個公務員隊伍對比，則是142比1。再升任至省部級官員呢？以廳局級干部為基數對比，為16.7比1；以處級干部為基數比較，為200比1。
翻看現任省部級干部的履歷，他們亦是一步一個腳印從基層打拼而來。
比如，1950年出生的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25歲出任河北省冀縣城關公社黨委副書記，32歲前往北京大學學習，34歲畢業后出任河北省棗強縣縣長。到達正處這個職級，郭庚茂打拼了近10年。1991年年底開始，他又經歷了副廳、正廳，1998年成為河北省副省長、2007年成為省長。
從基層干部到正部級官員，郭庚茂用了超過30年。
竹立家認為，隨著公務員管理漸趨法治化和規范化，在公務員晉升問題上，尋求一條民主、科學、客觀、規范的晉升之路，給公務員一個穩定的“職業預期”，在公務員隊伍中建立一個合乎道德的激勵競爭機制，將對促進科學發展及和諧社會建設起到重要作用。
今年年初，人社部表示，需要探索建立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在公務員法規定的制度框架內，保持現有領導職務和非領導職務晉升制度不變，建立職級晉升制度，實行職級與待遇掛鉤。
竹立家則建議，應當厘清官員和公務員的概念界定，否則將造成官本位盛行。他認為，公務員的晉升是一個序列，而官員的晉升是另外一個序列，二者不能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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