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２００９年的中國足壇掃賭打黑風暴，在長達兩年多的調查審理后，終于迎來了一審終結。兩位中國足協前專職副主席、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前主任謝亞龍、南勇１３日一審均被判刑１０年６個月。中國足壇昔日呼風喚雨的人物楊一民、張健強、陸俊等人此前已分別受到了法律懲處。
為了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在震驚、痛惜之余，應該深刻反思中國足球，鏟除滋生腐敗的土壤。唯有如此，中國足球才能觸底反彈，獲得重生。
反思之一：足球主管為何紛紛倒下－－必須徹底改變官商一體、管辦不分的現有體制
３年前，南勇正式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時，曾對祝賀他的熟人說：“說不定是壞事啊。”一語成讖。而他上任伊始用來形容中國足球的三個詞“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和“舉步維艱”，尤在耳邊。
這不是個人的悲劇。中國足球界自１９９４年推行職業化改革至今，五位足管中心主任中就有謝亞龍、南勇兩人倒在“中國足球掌門人”這個火山口上。這已無法單純用個人素質和道德修養來解釋。
十年前，南勇帶病堅持親赴十強賽現場后，因胃出血病倒在醫院，他的吃苦敬業曾讓時任“掌門人”閻世鐸感動至潸然淚下。在他被捕之前，許多圈內人對他的評價也都不錯。
２００２年，南勇以團長身份帶領中國男足歷史性地首次出現在世界杯賽場上；２００４年他在擊破Ｇ７俱樂部“造反”中起到關鍵作用；２００９年“轉正”后，他打破央視轉播堅冰，簽下耐克贊助中超的合同……
鐵腕，敬業，敢干，是圈內對南勇的普遍評價。然而，在幾乎功成名就的時刻，那個上任時高舉“反黑”大旗的“南頭”，卻將自己“反”進了牢獄。
業內人士和專家的普遍共識是：中國足球的職業聯賽在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著體制上的先天缺陷，這不是導致足球腐敗的唯一原因，卻是根本所在。無論是“南頭”，還是“龍王”，他們雖是體制的推動者，更是體制的犧牲品。
中國的職業足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個怪胎：一個官商一體、管辦不分、由重視政績重于聯賽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導的“偽職業”聯賽。足球管理部門“一套班子、幾塊牌子”的機構設置早已廣受詬病。足管中心、足協、中超聯賽公司……多種身份給足球高層管理者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和擋箭牌，他們可在其中來回鉆空子，有好處就撈，有風險就躲。
成都體育學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個問題：謝亞龍、南勇們，他們到底是一個公司的ＣＥＯ呢？還是政府的官員呢？他們應該服從誰的利益？ “中國體育制度的‘雙軌制’必然產生如謝、南這樣的官倒。” 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體育產業研究專家易劍東說得更直接：“作為足球運動的管理者，卻直接介入了聯賽的市場行為，又管又做，猶如會計和出納是同一個人一樣，很容易監守自盜”。
在這兩期的審判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黑哨”其實就是官哨－－包括末代甲Ａ上海德比的好戲和２００９年中能保級的鬧劇。有足球高層領導撐腰，“黑哨”才敢肆無忌憚，還能成為“金哨、銀哨”。
至于足協領導們，雖然負責和主導聯賽的運營，卻不像真正的ＣＥＯ一樣為聯賽的興衰承擔任何責任。體制成了“保護傘”。
郝勤說，中國體育的“雙軌制”導致體育制度既沒有完全實行商業化和職業化，而做的又是商業化的事情。“中國足球深層次的問題就在于此”。
２００４年制造了聯賽首起罷賽事件的北京現代隊（現北京國安隊），如今洗清冤屈。當年執法裁判周偉新交代的案情證明，北京隊確實是“黑哨”的受害者。
時任北京國安隊總經理楊祖武當時曾向新華社記者痛斥假球。事隔多年，老人冷靜了許多：“中國足球管理體制和運作機制，實踐證明不是好的，正是它制約了中國足球的發展。”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堅持“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體育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對體育市場資源的限制和壟斷。”易劍東認為，“四分開”應該作為包括足球聯賽在內的職業體育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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