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浙江高院院長齊奇。中新網 張茵 攝

　　“刑事上的冤錯案件，基本都與刑訊逼供有關。”浙江省高級法院院長齊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如是說。

　　《財經》記者在研究近年被平反的近百起死刑冤案中發現：辦案機關高度依賴口供、存在刑訊逼供、被告當庭翻供、輕信言詞證據、案件無閉合證據鏈、案件其他證據由口供獲取、二審法院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多次發回重審——這些是大部分冤案呈現的共同特征。

　　冤案與刑訊逼供，在實證統計上已幾乎劃上等號。在近百起死刑冤案樣本中，當事人全都反映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訊逼供。根據佘祥林、李久明、杜培武等人的回憶，刑訊逼供的手段包括吃排泄物、電擊、肉體虐待、拷打、潑冰水、禁止睡眠、灌辣椒油、嗆水……等等。刑訊時間從數天到數月不等，不少當事人屈服于這種手段，只得招供。

　　招供后的當事人在出庭時會反映自己遭受刑訊逼供的情況，然而要法院和檢察院對刑訊逼供做出認定并不容易。

　　幾乎所有冤案都有刑訊逼供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何家弘在2007年曾做過類似的實證研究——通過對50起涉嫌殺人罪的案件研究，何家弘發現，把刑訊逼供獲得口供作為定案根據往往是造成錯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50起刑事冤案中，被法檢認定存在刑訊逼供以及雖然未經認定但很可能存在刑訊逼供的情況占到九成以上，僅3起案件不存在刑訊逼供的情況，占6%。

　　何家弘發現，被法檢認定刑訊逼供的3起案件，這些偵查人員已被法院判定為刑訊逼供罪，1起案件檢察院作出了不起訴的決定。未被法檢認定但可能存在刑訊逼供的案件中，21起案件的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聲明遭受刑訊，但沒有證據；7起案件有一定證據能證明刑訊(如被告人身上傷痕或證人證言)，但是法院沒有認定；1起案件在訴訟過程中檢察機關曾經鑒定確認被告人身上有刑訊逼供造成的輕傷，但后來未被法院認定；14起案件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做出有罪供述，后來翻供，且最終案件出現新的無罪證據證明其無辜，因此可以推斷其有罪供述很可能出于刑訊逼供。

　　何家弘指出，每個刑事冤案都是由多種原因重合作用造成，其中與證據有關的原因包括：虛假證人證言、被害人虛假陳述、同案犯為證、被告人虛假口供、鑒定結論錯誤、偵查機關不當行為、審判機關不當行為、忽視無罪證據、鑒定缺陷、法律定型不明等。在其對50起刑事錯案的分析中，發生概率最高的是 “被告人虛假口供”(47起，占94%)以及“偵查機關不當行為”(48起，占96%)。

　　著名律師田文昌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亦表示，以刑訊逼供和變相刑訊逼供等方法非法獲取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或證人證言，是形成冤假錯案的直接原因。遏制刑訊逼供之所以難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無計可施，而是決心不強。一是觀念使然，因為有人仍然認為逼出來的口供具有可信性，因而迷信其效果；二是功利角度上的需要，刑訊逼供可以達到預先設定的目標。

　　“時至今日，我們還沒有真正轉變偵查方向，口供仍然是‘證據之王’，不能解決根本。2012年刑訴法修正案對刑訊逼供做出了更加嚴格的限制，但是，由于規范本身不夠嚴謹和缺少救濟條款，并未起到根本遏制的作用。”田文昌說，“只要進一步明確立法中的限制條件，真正落實司法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對刑訊行為予以嚴厲制裁，定會收到顯著成效。遏制刑訊逼供與破案率之間會有一定沖突，權衡利弊，防止冤假錯案顯然比追求破案率更重要”。

　　還有哪些原因促成冤案

　　被告不服一審判決——向高級法院提出上訴——省高院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原判、發回重審——中級法院重新審理后維持原判——被告不服判決再次提出上訴……

　　在《財經》記者搜集的這些死刑冤案樣本中，以上這般中級法院與高級法院的扯皮怪圈也成為了很大一個共同特點，占到約7成。在不少案件中，發生地方高院兩次、三次發回重審，一審法院維持原判的情況，許多冤案一直到省高院提審才得到了無罪判決。在這樣的程序輪回中，無辜當事人的歲月就在牢獄中被空耗。

　　根據對這98起死刑錯案平反所耗費年限的統計，每起錯案平均耗費8年才等到了平反。

　　從統計來看，超過六成的案件仍然依賴審判監督程序的運轉——有62起案件在高院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或提審后被改判。

　　這種程序怪圈是加大冤案錯誤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樣本統計中，鑒定問題則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永生曾經對包括佘祥林、杜培武、陳金昌、李久明、丁志權等當事人在內的20起中國刑事冤案進行研究，有75%的案件存在鑒定方面問題。

　　例如在佘祥林、吳鶴聲、滕興善、楊云忠、張慶偉、王俊超的案件中，對當事人都應該作DNA鑒定，但都沒有進行鑒定，取而代之的是警犬辨認、測謊使用、石膏像辨認等等不可靠的鑒定方式。

　　“其中7件案件能夠也應當作DNA鑒定但沒有進行鑒定。同時在鑒定存在問題的15起案件中，有7起案件雖然進行了鑒定，但因在鑒定程序等方面存在問題最終導致錯案。”陳永生說。

　　部分冤案能得以平反，與公正鑒定也有著直接關系。例如在張氏叔侄案和徐計彬強奸案中，DNA以及血液鑒定證據就為他們洗清了冤屈。

　　有意忽視無罪證據和律師辯護，也是冤案中經常可見的現象。例如陳金昌和杜培武都有案發時間不在場證明，律師也就此提出了辯護意見，這些辯護意見在翻案后得到了證實，然而當時都未被法院采信。在田文昌看來是，在陸續發現的冤假錯案中，絕大部分都是武斷粗暴地排斥了律師辯護意見。

　　在《財經》記者的統計中，輕信言詞證據也是構成冤案的一個因素。例如在王本余強奸殺人案中，偵查機關誘導其女兒指認父親是兇手；在裴樹唐強奸案、文崇軍強奸案中，輕信被害人的指認等。

　　除了上述原因，田文昌還認為，權力干預對于形成冤假錯案具有必然性。他表示，權力干預的理由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善意的干預，即領導層處于正義感和責任心而對個案做出的指示。上述案例可見這一現象。但由于這種干預背離了程序的正當性，缺乏正當程序的權力干預顯然無法保證公正性。另一種是惡意的干預，即領導層出于個別人或部分人的私利而干預個案。這種干預直接表現為以權力左右司法，對于形成冤假錯案具有必然性。無論是善意干預還是惡意干預，都是對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嚴重破壞，也是導致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排除權力干預的唯一途徑，就是從機制、體制設計上真正實現司法獨立。(記者 張舟逸 李恩樹)